平果县山心村岑公词

                          2008-11-24 15:52:59　来源: 南宁日报

来南宁市武鸣县城东22公里的罗波镇游玩，幽静秀美、碧蓝清澈的罗波潭是游客必到的胜地。罗波潭长年不涸、深不见底，据说潜通“海眼”。曾有好事者以百米长绳系石垂放于潭心，居然仍未到底，可谓神秘莫测。罗波潭及廖江环绕的半岛上有一座罗波庙，被民族学专家视为龙母崇拜的祭祀之地，即自古以来广西壮族民间信仰的圣地——龙母庙。罗波潭壮语称为“棱佬仆”，“棱”是水潭的意思；“佬仆”则是老太祖母，即龙母的尊称，汉语音转为“罗波”。清光绪年间，历任岭山书院山长、阳明书院山长的当地诗人韦丰华，题写“罗波庙”石匾镶嵌在庙门上方，至今犹存。

　　然而，进入庙中观光的游客，却为神位的设置感到困惑：明明是龙母庙，龙母像却“屈居”前殿左侧，与右侧的观世音像默然相对；后殿正中，供奉的主神像名为岑瑛。岑瑛？绝大多数游客会觉得这个名字很陌生。尽管根据庙中资料，可知其为明代广西土司，思恩州兴宁寨（今百色市平果县旧城镇兴宁村）人氏，战功卓著、德政一方；但其能有何等神通？为何供奉在龙母庙中？既是平果县人又怎么会来武鸣县“成为神仙”？一连串问题，在当地居然没有人讲得清楚，只知道“从很古的时候，罗波庙的神像就一直这么摆放”。经查，罗波庙始建于明代，清光绪年间重修，1999年再次修缮一新，已被列为武鸣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的庙中格局，基本上与清光绪年间一致，说明至少在清代，岑瑛就已被奉为罗波庙主神。

　　岑瑛，其实是壮族人民不应该遗忘的一位英雄先辈。其以80岁高龄、官至明政府正二品大员——广西都指挥司都指挥使，仍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化解民族矛盾、减轻地方田赋而努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从“人”转化为“神”，正说明他在当时主持广西军政要务是顺民意、得民心的，一代英名，虽经600多年时光洗濯，犹放光辉。

　　岑瑛的大名，在清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张廷玉等主持纂修的《明史》中屡屡提及，次数之多可为土司之最，而且对他颇加褒奖之语，可见岑瑛确是明代广西土司中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

　　岑瑛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生于思恩州土司世家，父亲是思恩州知州岑永昌，祖父是田州府（今百色市田阳县）知府岑坚。那一年，明太祖朱元璋逝世，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田州府自唐代即为羁縻州，羁縻州乃拥有相对自治权的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其与内地都督府、州、县的最大不同，就是一般只用本部族的人为地方官，而且可以世袭。岑家一直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以保田州府一带的平安，听闻新君登基，赶紧前往南京上表祝贺，并进贡凉席、罗汉果、八角茴香、茶叶等土特产，继续称臣。由此，岑家得以悉如既往把持田州府管理大权。

　　不料到了建文四年（1402年），建文帝的正规军不敌燕王朱棣的叛军，建文帝自焚于皇宫中。朱棣篡位称帝，是为明成祖。明成祖下旨，田州府改受广西布政司节制，岑家失去了大多数自治权，但仍为一方豪强，威名不堕。《明史》“卷三百十八·列传第二百六·广西土司二·思恩”记载：“思恩……唐为思恩州，属邕……历代羁縻而已……明洪武二十二年，田州府知府岑坚遣其子思恩州知州永昌贡方物……永乐初，改属布政司，时居民仅八百户。”

　　永乐年间，岑永昌去世，岑瑛得以袭思恩州知州一职。岑瑛自小习武、读书，胸怀大志，并非那种贪图享乐、坐吃山空的高干子弟。由此，岑瑛逐渐展现其武勇谋略，在明代军政界崭露头角。《明史》“卷三百十八·列传第二百六·广西土司二·思恩”记载：“永昌死，子瑛袭。”而广西某本族谱称，“永乐十八年（1420年），岑瑛袭兄岑瓛职，任思恩州知州”，尽管具体到年份，但在传承方面记载明显有误。岑瑛和岑瓛并非同时人，而且岑瓛是镇安府知府岑璋之子。见于《明史》“卷三百十九·列传第二百七·广西土司三·归顺州”：“归顺州，旧为峒，隶镇安府……璋死，次子瓛袭。嘉靖四年，提督盛应期以瓛先助猛逆攻泗城，许自新，出兵讨贼自赎。从之。”嘉靖四年即1525年，其时岑瑛去世久矣，怎么可能“袭兄岑瓛职”？岑瓛在嘉靖年间事迹，还可参看王守仁高足、明刑部郎中钱德洪编次的《王阳明全集》“卷四·知行录·四·三征公移逸稿”中的《调发土官岑瓛牌》一文。

　　说了半天，好像岑瑛和武鸣（当时名为武缘县）还是没什么关系呀？其实，岑瑛早有把武缘划归治下的野心。岑家原先治下人口仅八百户，大约只相当于如今一个中等规模行政村的户籍量，上台之前岑瑛就已感到难以施展宏图大略，因此扩大地盘、增加户籍是为要务。洪熙元年(1425年)，趁着明仁宗朱高炽刚刚上台，年仅27岁的岑瑛便上奏，表示看好武缘县，要求“多挑担子”。朝廷准奏，便把武缘县的白山峒及其七百户居民划归思恩州。清康熙年间史学家、地理学家顾祖禹的历史地理巨著《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十一·广西六·思恩府”记载：“思恩府……古百越地，汉郁林郡地，晋、宋以后，皆为蛮所据……《土夷考》：洪武初，土酋岑永昌归附，授世袭知州……子瑛强勇，有谋略。洪熙间，以武缘白山峒七百户分属思恩。”

　　明代皇帝多数都很不争气，体弱多病的明仁宗才当政一年就一命呜呼，其长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据《明史》《读史方舆纪要》等史籍记载，宣德二年（1427年），岑瑛派遣其弟岑璥上北京，向明宣宗进贡骏马数匹，在奏章中美言几句，同时也不忘狮子大开口，继续要地。礼尚往来，明宣宗龙颜大悦之余，又把上林县渌溪洞以及八百余户人家划给思恩州管辖。

　　岑瑛在扩大领地、增加户籍之余，还在思恩州修建城墙、屯田练兵，强化其土司统治。宣德五年(1430年)，岑瑛下令动工修建思恩州城墙，彰显其治理地方的过人胆略，广西各大土司家族无不侧目。该城墙遗址今位于百色市平果县旧城镇兴宁街附近，最高处达8米，气势雄壮、坚固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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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皇帝继续不争气，喜欢玩乐、不理朝政的“蟋蟀天子”明宣宗，施行其“德政”不过10年，就染上不治之症，玩完了。明宣宗的长子朱祁镇继位，是为明英宗。岑瑛照例进贡以贺，不露声色地继续酝酿其“扩地运动”。当然，明政府里也不全是傻瓜，厚待岑瑛乃为养兵千日，终有一用。从永乐年间至正统年间，广西的思恩县（今环江县）、庆远府（今宜州市）、马平县（今柳城县）等地屡次爆发少数民族农民起义，崇善县（遗址在今崇左市西北）土官赵暹则起兵反叛朝廷。岑瑛在镇远侯顾兴祖、安远侯柳溥等朝廷巡边高官调遣下，多次率领狼兵镇压农民起义、征剿地方叛军，作战英勇、所向披靡、屡立战功。

　　镇压农民起义之事按下不表，单是这岑瑛于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崇善平叛的功勋，就已值得大书特书。崇善县地近安南，明政府一直警惕其任何异动。赵暹反叛之前，刚刚登基的明宣宗正应交趾布政司求救之请，派遣柳升、沐晟、王通等，与安南黎利政权展开连场大战。而赵暹乘乱反叛，首先攻陷的又是较为靠近安南的左州（今崇左市左州镇），明宣宗当然觉得特别闹心。赵暹自封为王，设立文武百官，大肆劫掠周边州县，告急文书雪片般飞抵朝廷。南宁府（今南宁市）的一个低级武官——百户许善，则暗地里与赵暹勾结，蠢蠢欲动，形势危急。明宣宗命时任广西总兵的顾兴祖会同广西承宣布政司、提刑按察司、都指挥司，召集正规军与狼兵征剿。顾兴祖起用素有武勇之名的岑瑛，配合千户胡广等部行军布阵，直捣崇善。顾兴祖还听从岑瑛等广西各地土官的献策，安抚受裹挟从叛的崇善官民，许诺平叛之后不予追究，一切从旧。征抚并用之下，赵暹叛军大败。赵暹欲从暗道逃遁，遭遇伏兵，束手就擒。《明史》“卷三百十八·列传第二百六·广西土司二·太平”记载：“宣德元年，崇善县土知县赵暹谋广地界，遂招纳亡叛，攻左州，执故土官，夺其印，杀其母，大肆掳掠，占据村洞四十余所。造火器，建旗帜，僭称王，署伪官，流劫州县。事闻，帝命总兵官顾兴祖会广西三司剿捕……抚谕胁从官民，使复职业。暹……及其党皆就擒……二年，斩南宁百户许善。”

　　正统三年(1438年)，岑瑛以军功而受封为田州府知府。但是，这个知府只有头衔没有实权，仍管思恩州而已。因为田州府原本就有知府，名唤岑绍，还是岑瑛的叔伯兄弟。一个田州，两个知府，还能不出事？不能不说这是明政府故意破坏广西土司统治的损招。岑绍首先不乐意了，到处找茬，多次上告。岑瑛也咽不下这口气：我明明被封为田州府知府，怎么还是只待在思恩州原来那一亩三分地？凭什么不落实“高干政策”？还有岑绍你这个贝侬（汉语即兄弟、同胞等意）也不够意思，不帮忙还要在背后整我，这不是让外人看笑话吗？于是，岑瑛也上奏，力陈所受诬佞，并要求朝廷落实政策。岑瑛还私下里找柳溥诉苦，并提出以思恩州升格为思恩府，以避开岑绍，少起争端。柳溥时任广西总兵，不忍心看到爱将受到排挤，乃上疏为岑瑛代请升府之议。朝廷这时候就可以充当老好人了，《明史》“卷三百十八·列传第二百六·广西土司二·思恩”记载：“正统三年，进瑛职为知府，仍掌州事。瑛有谋略，善治兵，从征蛮寇，屡有功，故有是命。因与知府岑绍交恶，各具奏，下总兵官及三司议。于是安远侯柳溥等请升思恩为府，俾瑛、绍各守疆土，以杜侵争，从之。”

　　尽管看起来柳溥是被岑瑛利用，但柳溥也算是慧眼识英才，看好了岑瑛是治理广西的不二之选，乃多次施以援手，扶持岑瑛走向辉煌仕途。明万历进士第一名、翰林院修撰官焦竑编辑的明代人物传记资料汇编《国朝献徵录》，在“卷七·侯一·世封侯”收录的南京吏部尚书钱溥所作《安远侯谥武肃柳溥墓志铭》中赞道：“安远侯柳公……正统三年秋，挂征蛮将军印，充总兵官，帅湖广等都司官军守广西……公器宇恢廓，廉慎慈惠，得士卒心……而诚敬可嘉，遇人常谦退，如不能至临大事、决大议，则毅然敢言。”

　　正统四年（1439年）十月，思恩州升格为思恩府，岑瑛被封为首任知府，他从此走出了岑家世袭田州府的故荫，自立门户、大展宏图。

　　3、路遇异僧 名闻朝野

　　正统五年(1440年)，踌躇满志的岑瑛忽然遭遇一件蹊跷之事，竟为此被明代正史、野史争相记录、转载，岑瑛之名也一夜之间闻达于朝野，比现在那些在网络上用刷屏软件不断刷屏、自己制造过亿点击率的博客明星还要牛！这就是岑瑛在巡视中巧遇“建文帝”的奇事。

　　前文已说到，建文帝自焚于皇宫中，怎么在广西又冒出来一个？当然是“陋嘢”啦！所谓“建文帝在横州（今南宁市横县）隐居十五年”的传说，历来被正统史学界嗤之以鼻（详见拙文《邕城见证“避难皇帝”迷踪？建文帝隐居横县的史实或传说》）。不过，坊间巷谈是绝不会放过这样的热门题材的，演义至今，越说越逼真。

　　当时，岑瑛正在不无得意地巡视自己刚刚创下的家业——新生的思恩府，虽有衙役鸣锣开道，却还是被一个老僧挡住了去路。岑瑛的随从呵斥他，他也不肯让路，非要面见岑瑛，让这位知府倾听他的陈词。岑瑛事后一定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这么“体恤民情”，当时居然下轿接见了老僧，听他说什么“我就是建文皇帝”的昏话。明万历年间江苏戏曲作家徐复祚的政事人物掌故笔记集《邨老委谈》(又称《花当阁丛谈》)“卷一·西内老佛”称：“老佛即建文皇帝也。正统五年十二月，思恩州知州岑瑛遇一老僧不避道，从者呵之，曰：‘我建文皇帝也，金川失守，大内火起，吾遂潜由地道以出，云游四方以度岁月，胡濙名访张邋遢，寔为我。愿送我骸骨归。’瑛大骇，闻于巡按，御史奏之，乘传到京，有司皆以王礼见。”文中所说思恩州应为思恩府、知州应为知府，这样重要的细节都搞错了，还奢谈什么“老佛即建文皇帝也”？不过，毕竟是笔记文学，人物描写栩栩如生，所述岑瑛“大骇”一句，如见其人。岑瑛反应这么大是极有可能的，毕竟是在自己的地头冒出个前前前……朝“皇帝”，将把当朝皇帝置于何地！不管真假，岑瑛肯定都担心自己脑袋难保，说不定惊慌之下，也只好对这位老僧施以“王礼”了。这事瞒不得，岑瑛、巡按、御史便层层上报。明万历年间浙江医学家如惺的佛教人物传记集《明高僧传》“卷三·应能”亦称：“释应能，伪姓杨氏，实建文君也……云南复闽入广西横州南门寿佛寺……人不知是帝也。复往南宁居一萧寺。衲子云集，师为随缘开示……久之，至思恩州，立于当道，值知州出……”坚持说是发生在思恩州的事，岑瑛被这些后进文人强行降了一级。

　　其实这些说法，都源于明嘉靖年间进士、江苏学者薛应旂（字方山）的编年体文献资料汇编《宪章录》，薛应旂认为，“正统十二年，广西思恩州获异僧杨应能，升州为府，以土知州岑瑛为知府。异僧即建文也。”由于《宪章录》所载史料十分珍贵，明代文人多有迷信者。然而，岑瑛路遇“皇帝”一事，根据皇室文献整理而成的《明实录》等正史记载，乃是发生于正统五年，《宪章录》的正统十二年之说必误；《宪章录》接着说什么岑瑛因为“获异僧”有功而升知府，乃至把思恩州也升格为思恩府，更是视朝廷边务为儿戏，断无是理！《宪章录》中的这种说法，无非是想说明岑瑛“找到建文帝”是大功一件，以至于获得升州为府的封赐，如果这个老僧是假冒建文帝，谁理你？“所以”，得出“异僧即建文也”的结论。而明嘉靖年间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号弇州山人）《史乘考误》“二史考”中，指出建文出亡之说有六条不可信，本已具史学严谨之风范，但又多嘴一句“思恩故府，未闻某年升州为府也”，又遭到明万历年间举人、浙江学者沈德符的嘲笑。沈德符的明代史料私人笔记《万历野获编》“卷一·列朝·建文君出亡”指出：“建文君出亡再归，其说不一……《（明）实录》则云：正统五年，有僧年九十余，自云南至广西，语人曰：‘我建文帝也。张天师言我四十年苦，今数满宜返国。诣思恩自言，岑瑛送之京师。会官鞠之，其姓名为杨应祥，钧州人，洪武十七年度为僧，游两京云贵。以至广西。上命锢锦衣狱而死。’……州（按：指弇州山人）独以《实录》为真……又云：‘思恩故府，未闻某年升州为府。’则大不然。按思恩本元邕州，属田州府路……至正统四年，瑛以弑贼功，升田州府知府，仍管思恩州（升府事，见正统四年十月，《实录》内可查）……总兵官柳溥议升思恩为府，益以诸峒，诏从之……此皆因本朝史氏失职，以至于此！”

　　最后，《明史》“卷四·本纪第四·恭闵帝”予以盖棺定论：“僧……诡称建文皇帝，恩恩知府岑瑛闻于朝。按问，乃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下狱，阅四月死。同谋僧十二人，皆戍辽东。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清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兼国子监事纪晓岚主修《四库全书》时，忍不住又在“总目提要·卷四十八·史部四”中大发感慨：“《宪章录》……采摭杂书，颇失甄别。如惠帝逊国，事本传疑。应旂……书思恩州土知州岑瑛送建文帝入京，号为老佛。岂史氏阙文之义耶？”曾参与清末立宪运动的北京大学教授、史学大师孟森亦作《建文逊国事考》 叹曰：“建文帝网阖宮自焚，以死殉国，建文之正也。后人不见正史，妄相傅会，皆因心恶成祖诛夷诸忠烈之惨，而不忍建文之遽殒。”

　　总之，岑瑛把这位“皇帝”小心翼翼护送上京后，除了引来朝野之间的惊奇目光外，没给自己添什么麻烦，更没有得到什么封赐——岑瑛不过尽本分而已，这事就算到此为止了。岑瑛松了口气，继续回广西苦心经营新创立的思恩府。真正的麻烦，到了正统六年（1441年）才开始困扰这位正处不惑之年的知府大人。（记者木容/文 通讯员陈彦君/图）

                           2008-12-8 18:29:38　来源: 南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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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夺八仙峒  迁桥利乡

　　正统年间是岑瑛扩张势力的黄金时代，在官场中一番运作后，岑瑛趁热打铁，又于正统六年（1441年）拿下原属宜山县（今宜州市）的八仙诸峒，思恩府可谓开张大吉。至此，思恩府已有近三千户居民，初具规模，威震左右两江。《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十一·广西六·思恩府”记载：“正统间，从安远侯柳溥议，（思恩州）升为府。又益以宜山八仙诸峒六百六十户。”

　　岑瑛自恃在广西根基稳，在明政府中人脉多，手下又多有猛将谋士，便头脑发热，加快了扩张的速度，而罔顾当地土司与民众的利益，终于酿出祸事来。宜山县属于庆远府，把八仙峒划入思恩府的行政圈，乃是岑瑛与宜山县知县硃斌备、当地老族长黄祖记私下交易的结果，八仙峒的老百姓原先一直蒙在鼓里，改府令一下，无不哗然。宜山县永定司土司韦万秀以复地为名，带领怀着强烈不满情绪的民众揭竿而起，武装攻打宜山县衙门。岑瑛急忙调集狼兵镇压，但这事已经被一些心怀异志的下属密报广西布政司，并转而呈报朝廷了。已经到口的肥肉，怎么可能再吐出来？岑瑛尽管面临各方面的压力，仍然表示永定司的叛乱不足为虑，坚持划分宜山县以壮大思恩府的初衷。《明史》“卷三百十七·列传第二百五·广西土司一·庆远”记载：“正统六年，因蛮民弗靖，有司莫能控御，耆民黄祖记与思恩土官岑瑛交结，欲割地归之思恩，因谋于知县硃斌备。时瑛方雄两江，大将多右之，斌备亦欲借以自固，遂为具奏，以地改属思恩。土民不服，韦万秀以复地为名，因而倡乱。”

　　明英宗虽然和岑瑛不熟，只记得这个土司曾在去年（正统五年）把假冒建文帝的老僧杨行祥“护送进京”。但他很信任保举岑瑛的广西总兵、安远侯柳溥，加之觉得蛮夷之地，不通儒理，难免纷争，自然要帮属于“自己人”之列的岑瑛，便以“岑瑛受下属挟诈”为名，从宽处理，下个文件警告一下，以儆效尤，下不为例吧。岑瑛一看，这个皇帝还真是个糊涂虫啊，胆气更为旺盛，“大蛇随棍上”，干脆再提一个要求：皇上您瞧，思恩府的府治在寨城山（今百色市平果县旧城镇），太偏僻了，简直是野兽比人多啊！下官要想多作贡献也没条件哪！府治必须要迁！迁哪儿呢？我看就桥利堡（今马山县乔利镇）吧。那儿已建城池，又靠近南宁卫（今南宁市），干点什么多方便哪！何况桥利乡有盗寇为恶，有我督兵坐镇，安全！明英宗不愧一代昏君，一时也没什么想法：你说迁就迁呗，我哪知道寨城山、桥利堡在哪地啊！朕还赶着回宫听几段“发烧音乐”呢！于是，照例又“许之”。《明史》“卷三百十八·列传第二百六·广西土司二·思恩”记载：“（正统）六年，瑛受属挟诈事觉，帝以土蛮宥不问，令法司移文戒之。瑛以府治僻隘，桥利堡正当瑶寇出没之所，且有城垣公廨，乞徙置，许之。”

　　再说宜山县那边，还是麻烦不断，直至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还有土司、民众起事，屡征不靖。不过，宜山县的麻烦岑瑛已经没空管了，他正忙着把府治迁往桥利堡。迁府一事千头万绪，岑瑛四处调停，焦头烂额。不过，用现在的话说：这一年，岑瑛很忙碌，但也过得很充实。另据《读史方舆纪要》则称思恩府治迁桥利为正统七年（1442年），存疑。

 

　　昏君不理朝政，正好让散落各地的英雄人物各施其法，发展势力，先后崛起，岑瑛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以在仕途上不断获得的提拔、封赐，以及夺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自治权，逐渐扩大了壮族先民在明政府中的影响力。思恩州升格为思恩府不过五六年时间，经过岑瑛的一番苦心运作，随即又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升格为思恩军民府。《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十一·广西六·思恩府”记载：“正统间……升为府……寻升为军民府。”

　　军民府属于明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一种地方管理体制，军政合一、军民兼治。明政府在坚持推行中央集权一统的同时，对少数民族地区另外实行按民族特点创设统治机构的政策，在少数民族地方机构设置与职官编制上体现了“举国一体，因族而治”的特点。为了实现“因族而治”，明政府根据各民族的地理分布和民族特点，因地制宜，吸收少数民族较优秀的首领参与管理政务，以达到更为有效的地方治理，客观上促进了对民族地区管理的深入和各族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一般来说，处于军事重镇，社会经济水平发展较高、接近于汉族地区者，才有资格实行军民府制度，机构设置与汉民族地区行政体制相类似。由此可见，这五六年时间里，经过岑瑛的精心打理，思恩府的确有了翻天覆地的新气象。

　　升为军民府的另一个原因，乃是岑瑛在上林、武缘（今南宁市武鸣县）、宜山、桥利等地训练了五千名彪悍善战的狼兵，与明政府正规军一样配备盔甲、刀枪，随时准备为国效力。明掌南京翰林院、广西学督黄佐主修的《（嘉靖）广西通志》“卷五十·外志一·土官总述·思恩军民府”记载：“（正统）十二年，（瑛）请以甲军五千报效，改府为军民府。”

　　岑瑛的事业蒸蒸日上，手也越伸越长，居然在正统年间来到武缘修筑了莫邪金城、罗坡石城。清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广西巡抚谢启昆主修的《（嘉庆）广西通志》，在“卷一百二十二·关隘略二·思恩府·武缘县”中引述《大清一统志》称：“罗坡石城，在县东四十里罗坡潭侧；又东二十里有莫邪金城：皆明正统中土官岑瑛所筑。”莫邪金城原为岑瑛出于军事防御目的所建，民间则传说是龙母从大明山上把石头变成羊群赶下来，再调动阴兵修建的。可惜随着时代变迁，莫邪金城今已不存。建于罗波潭（位于武鸣县罗波镇）旁的罗波古城，城墙和城门也早已毁湮，只遗留部分石条在罗波小学内；环绕罗波潭所建的一圈石围则保存至今，亦有神奇之处：可能是岑瑛为了防止潭中“潜龙”爬到岸上而修建的。明南宁知府方瑜主修的《（嘉靖）南宁府志》“卷一·地理志第一·山川·武缘县”记载：“罗波潭，在县东四十里，深不可测，时或龙出，思恩府土官岑瑛砌石城围之。有庙。”

　　关于罗波潭有龙的传说，由来已久。罗波潭确有灵异之处，水质清洌，久雨不溢，久旱不涸，冬暖夏凉。潭水深不可测，呈现出与大海一般的蓝色。而按照当地说法，罗波潭可分为头潭、二潭、三潭，又因水深不等而划分为三蓝：头潭颜色显深而称深蓝，二潭、三潭颜色较浅而称浅蓝、淡蓝。每逢气候变化或雨水来临之时，潭里的清水就会变为浓绿。壮族先民在明代之前就视罗波潭为龙窟，认为是龙母之子——“特掘”栖身之处，故而定期聚集于此祭祀龙神。

　　无论是莫邪金城还是罗坡石城，把修建者归于岑瑛名下的记载，都遭到当代武鸣县文史工作者的质疑。《武鸣县志》如是说：“武邑时（正统年间）属南宁，为内地；瑛虽雄，奉调维谨，断不敢游奕内地筑城屯聚。”经考据，本人倒认为，《（嘉靖）南宁府志》《大清一统志》《（嘉庆）广西通志》的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岑瑛筑城之功毋庸置疑。岑瑛一生显赫，官阶最高时为广西都指挥司都指挥使，堂堂的朝廷正二品大员（相当于军区司令，比从二品的广西布政使还高半级），管辖范围为全广西，在武缘筑城有何不可？当然，岑瑛就任广西都指挥司都指挥使是正统年间之后的事情，古籍中的时间记载是否正确值得探讨。但换一个角度看，“性格决定命运”，以岑瑛从洪熙元年(1425年)至正统十二年，先后并吞武缘县的白山峒、上林县的渌溪洞、宜山县的八仙峒、白山司（今马山县一带）的桥利堡那种胆气和手段，可知其扩张势力之急切，“奉调维谨”只是表面的。岑瑛虽一直尊奉历任明帝，从未像别的土司那样一会儿反叛、一会儿又受招安，但前提条件是：我打击别的豪酋土目、争夺民籍土地时，你们这些皇帝老儿也别来和我啰嗦！

　　古籍中的时间记载，往往同一事件却各书各异，让今人费神考据，无所适从。比如岑瑛在思恩军民府兴办儒学一事，就有正统十一年和正统十二年两种记载。

　　先看正史《明史》，该书于“卷三百十八·列传第二百六·广西土司二·思恩”记载：“（正统）十二年设儒学，置教授一员，训导四员，俱从瑛请也。”再看河南道监察御史、广西巡按万节正统年间所作的《思恩府学记》，则称：“正统丙寅，予为御史，奉命巡历广右诸郡。今思恩军民府掌府事同知史均勤，乃以知府岑瑛忠君爱民之实，治兵御寇之方，及尝愿于其郡建学立师以服行孔子之教为言。予与布政使广昌揭公稽、按察使金华章公聪，嘉其慕向，而用闻于朝，皇上许焉。予由是信孔子之道感人之深如此，皇上之化及人之远如此，所谓超唐汉，轶三代，而视汉、唐、宋为益下者，良有以夫……若田州诸郡，皆其族属，独侯之守思恩，能敬顺天道，勤劳王事，崇尚师儒，是以爵阶三品，郡统军民，而异乎诸番之长也。”万节对岑瑛的崇尚儒学、开化蛮荒之举大为赞赏，多为研究古代广西教育史研究者所津津乐道，而文中的正统丙寅，即正统十一年。

　　先把年份之争放下，由这些史料可知，岑瑛在正统年间后期，兴趣已从军事扩张转到关注民生、兴办学校、实施科举、教化民风、以礼治民方面，以此稳固土司统治，努力使思恩军民府向中原地带的先进地区看齐，促进广西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融合，这在封建社会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同时，这也符合明政府关于在少数民族推行科举制度的有关政策。从朱元璋开国之初，明政府就陆续出台了鼓励少数民族建立学校和参加科举考试的多种优惠政策，从而激励更多的少数民族人才金榜题名、为我所用。明光禄大夫兼左柱国李景隆、翰林学士解缙等重修《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记载了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颁布的诏谕：“王者以天下方家，声教所暨，无间远迩……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立而归，可以后使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哉！”历代明帝亦规定：凡土官嫡子许入附近儒学，归顺土官子孙照例送学。此后还把科举考试推广到少数民族的普通民众，并严加检查，不许汉族子弟冒名报考以享受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可见当代的改籍高考之弊其实由来已久），见于明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主修的《明会典》“卷七十八·学校·儒学”：“广西、云南、四川等处，凡改土为流州县及土官地方建有学校者，令提学官严加查试，果系土著之人，方准考充附学。不许各处士民冒籍滥入学规。”

　　孔子开创的儒学，是中国最古老、悠久、博大而且最富影响力的学说。这个学说源远流长，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儒学的核心内容通过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最终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这实际上也就是历代封建帝王所追求的王化境界。而儒学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尽管出于封建王朝实行大一统王化政策的需要，但从客观上也起到了开启民智、增长知识、方便交流的积极作用。思恩军民府兴办儒学，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岑瑛冰雪聪明，深刻体会明政府“怀柔远人”和“用夏变夷”的精神统治要求，也就难怪其在历代明帝驾前一直受宠了。 

　4、减免兵赋  大义灭亲

　　明代皇帝换得奇快，明英宗由于听信大太监王振的昏话，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贸然御驾亲征瓦剌部，土木堡之变中沦为瓦剌部的阶下囚，困于塞外。国不可一日无君，同一年的九月初六，郕王朱祁钰登基，是为明代宗，遥尊明英宗为太上皇，改明年为景泰元年(1450年)。

　　岑瑛才不管你老朱家谁做皇帝呢！谁做皇帝，老百姓也得吃饭不是？趁着新君即位，岑瑛于景泰四年(1453年)又向明政府摆困难、提条件：我的狼兵四处征调，工作辛苦，先不说赏赐，免税免粮总是要的。时任广西总兵的陈旺，自要让地头蛇几分，代为上疏，明代宗认为这个要求不高，准奏，随后又加封岑瑛为正议大夫，多有赏赐。《明史》“卷三百十八·列传第二百六·广西土司二·思恩”记载：“景泰四年，总兵官陈旺奏：‘思恩土兵调赴桂林哨守者，离本府辽远，不便耕种，税粮宜暂免。’从之。六月，以瑛亲率本部狼兵韦陈威等赴城操练，协助军威，敕授奉议大夫，赐彩缎，韦陈威等俱给冠带。”注意这个细节：岑瑛部属已可远赴桂林戍守，可见岑瑛势力范围之广，联系上文“筑城罗波”，是否更觉可信？另外，文中奉议大夫为正议大夫之误，按明官制，正议大夫为正三品，奉议大夫只是正五品，已为知府（正四品）多年的岑瑛，是不可能被“降阶受封”的。

　　明内阁首辅杨士奇等纂修《明实录·英宗睿皇帝实录·废帝郕戾王附录》，在“卷二百三十”收录了明代宗敕赐岑瑛的一道圣旨：“景泰四年六月乙巳，敕通议大夫、管广西思恩府事土官岑瑛曰：朕以尔亲率本府马步狼兵头目韦陈威等，于广西在城操练，协助军威。兹特升尔阶为正议大夫，给赐彩段表里，其韦陈威等，亦俱令冠带。敕至，尔瑛照旧率兵操练，听调杀贼，以安边境，不许始勤终怠，候有军功，升赏不吝，尔其钦承朕命毋忽。”皇帝直接下圣旨褒奖，这在广西土司中是罕见的荣誉。岑瑛得此厚待，更觉明代宗“好讲”，于景泰五年(1454年)上疏，要求建造孔庙，并配备祭祀器皿、乐器、乐队，明代宗果然又“许之”，还不忘再加恩典，免思恩军民府狼兵该年一半田赋，晋升岑瑛为从二品散官。岑瑛年过五旬，又长年在外带兵征伐，很少回到府治桥利堡办公，因此上疏经过批准后，其子岑镔被任命为思恩军民府代知府，执掌当地行政管理大权。

　　尽管岑瑛重视教育、兴办儒学，但家教方面实在不敢恭维。岑镔自小染上高干子弟的通病，不务正业、日散千金、交结地痞、欺男霸女、飞扬跋扈、为害一方。这样的人当上代知府，思恩军民府不乱成一锅粥才怪。在大瑶山中镇压农民起义的岑瑛闻报，一开始还不相信，而申诉状接二连三，岑瑛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主动向广西总兵举报逆子罪状，要求请假回府，欲亲手处置这个罪人。岑镔听说父亲将率师回府，回想起严父执行家法之情状，再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大惧，竟上吊自杀了。岑瑛尽管是一个铮铮铁汉，见此惨状，亦肯定老泪纵横。值此人伦惨变，明代宗亦悯之，下谕安慰这个大义灭亲的老臣。岑瑛的老上司，时任太子太师、总神机营兼掌右军都督府事的柳溥，知道岑瑛最喜欢的事就是为思恩军民府谋福利，动不动就申请减免兵役、田赋、钱粮，为了分散岑瑛的注意力，暂时忘掉丧子之痛，乃奏请明政府减免思恩军民府各项指标，以实际行动为岑瑛分忧。明代宗高抬贵手，再次“许之”。《明史》“卷三百十八·列传第二百六·广西土司二·思恩”记载：“瑛屡领兵随征，以子镔代为知府。镔招集无赖，肆为不法。瑛举发其事，请于总兵，回府治之。镔闻其父将至，自缢死。事闻，嘉其能割爱效忠，降敕慰谕。又以柳溥奏，免思恩调用土军千五百人、秋粮二千三百余石。”

　　没想到，明代宗好心没好报，不久之后自己也遭遇“大义灭亲”这样的事，而且自己是被灭的一方。景泰八年（1457年），早已经议和而被瓦剌部释放回京的明英宗，不甘心只做太上皇，在该死不死的大太监曹吉祥协助下，突出南宫，坐上奉天殿，再次称帝，改元天顺，史称“南宫复辟”或“夺门之变”。明英宗大杀群臣，包括抗击瓦剌的一代名将于谦。可怜被赶下台的明代宗，只能迁往北京西山，不久就不明不白地逝世了，享年仅二十九岁。五十多年来，岑瑛早已习惯明帝走马灯似的更替，但听闻明英宗以太上皇身份篡位称帝，亦诧异不已。

　　“新皇帝”明英宗和岑瑛已是老熟人了，照例又是减免兵赋。《明史》“卷三百十八·列传第二百六·广西土司二·思恩”记载：“天顺元年，户部奏：“思恩存留广西操练军一千五百人，有误种田纳粮。乞分为三班，留五百人操练，免其粮七百七十余石。放回千人耕种，征其粮千五百四十余石，俟宁靖日放回全征。”从之。岑瑛虽历任文职，但一直听从广西都指挥司征调，在外征伐，没有太多精力管理政务，镇守中官硃祥于天顺三年(1459年)上奏，请量迁岑瑛进入广西都指挥司管理层，改授军职。“帝以瑛历练老成，累有军功，改授都指挥同知，仍听总兵官镇守调用”。后又封为广西军政最高长官——广西都指挥使。岑瑛的次子岑鐩，则传袭岑瑛的原文职，被封赐为思恩军民府知府。

　　天顺八年正月（1464年），明英宗终于死了，其子朱见深继位，是为明宪宗，次年改元成化。成化元年(1465年)，新皇帝照例嘉奖岑瑛，遣兵科给事中王秉彝赐予岑瑛父子银币。成化二年(1466年)，根据广西总兵赵辅上疏所奏，给赐予岑瑛的父母及妻诰命之封号。得此隆恩，年已六七十的岑瑛仍然骑马跨刀，为报效朝廷而征战柳州府、庆远府等地，镇压农民起义。根据明隆庆年间刻本《王文成公全书》重修的《王阳明全集》(王守仁高足、刑部郎中钱德洪编次)，在“卷四·顺生录·十·年谱三”中追记：“疏言：‘断藤峡诸贼，犄角屯聚，自国初以来，屡征不服……报后兴师合剿，一无所获，反多挠丧。惟成化间，土官岑瑛尝合狼兵深入，斩获二百。’”
    成化十四年（1478年），年已八旬的岑瑛，在征战途中逝世。明宪宗念其年老功高，下诰书追封其为骠骑将军。《明史》“卷三百十八·列传第二百六·广西土司二·思恩”记载：“十四年，瑛卒。瑛自袭父职，频年领兵于外，多所斩获。历升知府、参政、都指挥使。年且八十，尚在军中。既卒，鐩以诰请，帝念其劳，特赐之。”另外，参看《（嘉靖）广西通志》“卷五十·外志一·土官总述·思恩军民府”，其中亦对岑瑛生前功勋大书特书：“瑛累立战功，补广西右参政后改武阶，补都指挥使同知，进指挥使。瑛卒，追进骠骑将军。在任筑城池、创庙宇、立学校、建祠庙，政绩大著。”岑瑛在世期间，大力提倡儒学，力争减免兵赋，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还创办粮食预备仓，丰年多储备官粮，以待灾年放粮赈济，实实在在造福一方百姓，这在当时的土司统治区里是比较开明的，史籍中的褒奖丝毫不为过。壮族先民的民间崇拜中，本来就有尊岑家土司功勋卓著者为神的习俗，岑瑛逝世后，也与岑大将军、岑三爷等前辈同列众多岑氏庙宇神位之中。

　　至于祭祀龙母的胜地——罗波庙，为什么要尊岑瑛为主神？想来一是岑瑛筑城罗波、造福百姓之功，二是环大明山地区的古代传说中，岑瑛乃龙母之子“特掘”化身云云。罗波庙原本收藏有大量明清历史文物，可惜在“十年浩劫”期间，遭到所谓红卫兵的疯狂打、砸、抢，现已基本无存，连当年庙里三十多块石碑也一块都没有保存下来。另据《（嘉庆）广西通志》记载，到了清代，岑瑛庙还见于广西的兴隆、旧城、下旺、都阳等地。岑瑛的出生地——今百色市平果县旧城镇兴宁村，附近的八峰山上仍有祭祀岑瑛的岑公祠，保存较为完好。该岑瑛像腰佩长剑，威武凛凛地端坐在莲花台上，而泰然自若的神情却又带几分佛光，像在默默地向前来游览的民众予以祝福。（记者木容/文 通讯员陈彦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