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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氏留言

  • 岑凤平于2020-01-30的留言:

    我是来自北京的岑凤平,我们家人大概有几十人,主要分布在门头沟区,我想知道真正岑氏祖地在何处。
  • 岑芬勋于2020-01-11的留言:

    我是来之广西合浦县的岑氏人,虽是女孩但也跟着祖辈留下的“勋”为班派取名。想追溯历史,了解我们这一支来自于哪里
  • 岑嘉玲于2019-12-23的留言:

    我是广西梧州的,现在在青海上学,欢迎大家来青海旅游!
  • 岑政于2019-11-24的留言:

    我新来的希望家族们多多关照
  • 岑宰发于2019-11-19的留言:

    想要了解岑氏的分支起源

    岑氏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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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作、伪作、故里与郡望

    信息来源:本站 作者:岑时一 更新时间:2020-01-15 00:33:22


    作者:岑时一

           二0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岑氏宗亲网转载了由陈礼荣所作的题为《岑参的籍贯家世与岑河地望溯源》(以下简称《家世与地望溯源》)的文章,对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多数本人不敢苟同。该文多引用了唐代由张景毓所作《县令岑君德政碑》(以下简称《德政碑》)和所谓由岑参所作的《感旧赋并序》(以下简称《赋序》)的记述,笔者评论陈礼荣的文章,也就先从这一《碑》一《赋》说起。

    一、《德政碑》是一篇自我文学练习创作,并不是真实碑刻对人所作的历史描述与赞诵。

          本人在此之前只看到有关著作对这篇作品引用的片段,没有看过全文,是最近从《全唐文》中找到,才从头到尾作了阅读,总的感觉有五点:一是作为表彰岑植的碑文,应有他的出生年月及主要任职时间,而《德政碑》除景倩任大夫、行麟台著作郎兼宏文 馆学士有时间记载外,其余均没有。二是对碑文主角岑植的“前辈”和“堂兄”作了过多的叙述,约占叙事部分篇幅的28%左右。三是具体的德政事迹很少,通篇多为空洞的语句。四是给岑植先后罗列了诸如同州参军事、蒲州司户参军事、夔州云安县丞、衢州司倉参军事、 加朝散大夫上柱国、江东道黜陟使朝散大夫行度支员外郎、摄右台侍御史等一系列职衔,而多数著作仅说岑植任过仙、晋二州刺史,看来这一长串职衔都是虚构的。五是撰写碑文不是受人委托,也无人委托,而是自主选题,自我练习,自我创作,它牵涉到的人和事就不一定都是符合实际的,就不需要像传记那样要抱着严谨和科学的态度,于是碑文本身便显露许多矛盾和错误。错误一,说西周时被封为岑子的是“周文王母弟辉”,这句话清楚一点就是说:辉是周文王母亲的弟弟,周文王称辉应为舅父,这就与当今多数著作引用《吕氏春秋》说的是“周文王异母弟耀之子渠为岑子”的说法不同,《吕氏春秋》说的“耀”是周文王的弟弟,只不过是异母所生,耀再生子叫渠,是周文王的侄子,被封为岑子。两者对比,张景毓的说法显然是错的。错误二,说善方是西周辉被封为岑子并代居南阳棘阳后“十三代孙”,善方是南北朝梁国时代人,距西周渠公已一千六百多年,距东汉岑彭也有五百多年,何止十三代?错误三,说善方“随梁宣帝西上,因官投跡,寓居于荆州焉。”梁是指南北朝时的萧梁,而萧梁没有宣帝,只有南朝的陈国和北朝的北周才有宣帝。错误四,说岑羲“擢授润州句容县令”。有关书刊和岑氏族谱都说岑羲任的是“金坛令”,与他弟弟仲翔任长州令、仲休任溧水令,因皆有政绩被世人称为“江东三岑”,看来任句容令是错的,而这个句容令又被《家世与地望溯源》的作者错戴到岑植头上,把岑植因“左授夔州云安县丞”而定的《县令岑君德政碑》的标题改为《唐句容县令岑植德政碑》更是错上加错。错误五,把岑善方、岑之象、岑文本、岑景倩、岑羲依次定为岑植的高祖、曾祖、祖、父、兄,这个世系完全是错的。其中有一句话说:“父景倩,周大中大夫”。“周”是武后称帝所定的国号,“大中”是年号,但周的年号只有“大足”,没有“大中”,“大中”可能是 “大足”之误,“大足”只有一年即公元701年,这一年说是景倩初任大夫,如确实则初任这个官职不会晚于30岁,只会提早不会延后,就以30岁论,则景倩约生于公元672年,被定为景倩之父的岑文本于公元645年就已去世了,即文本去世27年后景倩才出生,相隔时间这么长就说明岑文本不可能是岑景倩的父亲。《德政碑》又说:善方是“梁骠骑大将军,周起部尚书、开府仪同三司、长宁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二百户,赠侍中”。之象是“隋虞部员外侍郎,袭爵长宁公”。这样岑善方和岑之象都是做大官的,如分别是文本之祖父和父,则文本便是官宦出身了,便与文本自己说的是布衣出身,是徒步入关的境况不符。再者,文本自己说是幼孤,当他于隋末青年时期在江陵为萧铣割据政权服务时,岑之象还在世任邯郸县令。笔者相信文本自说是对的,因此,善方不是文本之祖,之象也不是文本之父,而是另有其人。景倩既不是文本之子,也就不是岑植之父,因文本与岑植是直系。

          《德政碑》存在这么多的问题和矛盾,便说明它不是实在已经雕刻的碑文,而是一篇文学练习创作。张景毓之所以选岑植作为写作的对象,是看重他与“三相”的关系,有了这个关系,写出的作品才会被人关注,起到的作用会更大。但要写岑植,他的多数事迹和世系就只能虚构,因张景毓是唐玄宗时代人,在此之前岑氏已遇到岑长倩和岑羲被诛的两次灾祸,在京城的岑氏族人为怕被诛连,都纷纷逃跑或躲藏起来。在很长一个时期,想要找岑氏显要人物的资料那是很困难的。所以唐代叙述岑氏世系的文字材料是少之又少,除了《岑嘉州集序》外,张景毓的《德政碑》便是惟一的篇章。久而久之,到了五代宋代编旧唐书、新唐书涉及唐代的岑氏世系因无其它资料可供借鉴,便只好不加分析地采用了《德政碑》的说法。也许张景毓写作这篇碑文时也未想到他的练习创作竟成了后世的“经典”,给岑氏的世系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二、《赋序》是一篇伪作。

          《赋序》一文在杜确整理出版的八卷《岑嘉州集》中是没有的,但于1979年出版的《岑参集校注》则收录了此文,并在注释中说此文是岑参于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二十九岁时在长安所作。《赋序》开头就说:“参,相门子。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后两句绝对是不真实的。须知,岑参的祖父就是岑羲,根据江西德安《长溪光裕堂宗谱》记载,他父亲叫岑永灵受诛连被贬为庶士赶出京城而逃难到荆州隐居的,到荆州后的第三年(公元715年)岑参才出生,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所谓隐居就是生活闭塞、少与外界往来,不说隐姓埋名,起码要遮掩自家的身世。为什么要隐居?就是怕暴露身份会受到当局的打压,这一点岑参自小就应该是十分明白的。杜确为他出版的八卷诗集,没有一首诗涉及他的出身的,他十五岁时父亲就已去世,他对自家的身世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从他早年在荆州缑山所作的诗来看,他很希望有京城的遗老遗少到他的隐居地隐居,以便与他们交流,把老祖宗的情况弄得更清楚一些。岑参24岁前一直在荆州缑山隐居,不可能有“二十献书阙下”之事,此后因受兵乱才移居河南嵩山少室,这有他的诗为证。岑参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考中进士到京城做官后,于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即三十四岁时请假回到荆州缑山故居,写了一首题为“过缑山王处士黑石谷隐居”的诗,其中有诗句是:“别来逾十秋,兵马日纷纷。青溪开战场,黑谷屯行军。遂令巢由辈,远逐麋鹿群。”因长时间没有他所希望的隐者与他交流,在少室隐居的后几年才有出去特别到京城做官的打算,其目的也是为了把自家的身世弄得更清楚一些。可以这样说,岑参在中进士出去做官前,对老祖宗具体做什么官,封作什么公及隋、唐以来的世系肯定是不够清楚的,因此也就不会产生“感旧”的问题,这篇所谓《感旧赋并序》就肯定不是岑参所作,百分之百是伪造的。那末又是谁伪造的呢?我们可以把《德政碑》与《赋序》两者对比一下,两者都是骈体文,结构也相同,大致分两部分,前部分是记事词,后部分是歌颂或感叹词,还有个别词语也相同,如“贾谊长沙”。前篇记了岑植的所谓高祖、曾祖、祖、父、兄和他自己,没有记他的儿子。而后篇虽没有说岑植是岑参之父,但文中岑参称汝南公岑羲为“伯父”,而前篇岑植称岑羲为“兄”,这就表明岑植是岑参的“父亲”了。两篇连起来,就写了从岑善方到岑参“直系”共六代,这就好像后篇是前篇的续篇。由此看来,《赋序》的伪造者就是《德政碑》的作者,两篇都是张景毓所作。那这篇伪作又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我们知道张景毓与岑参都是唐玄宗时代人,可以肯定岑参在荆州和嵩山隐居期间即考中进士之前,张景毓是不会认识或知道他的,而认识或知道应是岑参做官特别是两次出塞诗作成名之后,而写作和公布这篇《赋序》最大的可能又是在岑参远赴嘉州任职到被罢官这一段时间,赴嘉州前岑参在朝中工作,若是在此段时间写作和公布,岑参会很快发现并给予否定。张景毓为什么要伪造这篇文章?看来也只是为了表现他的文才,与《德政碑》一样都是写岑氏的家世,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但这样做会造成什么后果,也许张景毓没有想到,更严重的就是《赋序》流露了对当局的不满,说:“……由是我汝南公(岑羲)复得罪于天子。当是时也,偪侧崩波,苍黄反覆。去乡离土,隳宗破族。云雨流离,江山放逐。愁见苍梧之云,泣尽湘潭之竹。或投于黑齿之野,或窜于文身之俗。”由于不满“遂舞剑而歌曰:……东海之水化为田,北溟之鱼飞上天。城有时而复,陵有时而迁。理固常矣,人亦其然。……强学以待,知音不无。思达人之惠顾,庶有望于亨衢。”这些话语都含有变天的意思。这篇文章很可能被唐代宗李豫看到了,对一个“逆臣”的亲人、一个“想变天”的臣子,他怎能容忍让其继续做官?于是岑参嘉州刺史的官职马上就被罢了,使“万里奉王事”的岑参走投无路,穷困潦倒,罢官后的第三年,便冤死在成都的客舍中。因此张景毓伪造的这篇《赋序》便成了岑参的杀手,岑参被罢官时可能已猜到是他的身世被泄露了,但是怎样被泄露的?是谁嫁的祸?至死他也不知道,可悲的是这篇置岑参于死地的《感旧赋并序》还堂而皇之被收录于《岑参集》中。

    三、岑参在荆州的故居具体地点不在岑河镇,有足够理由可以肯定是在今八岭山镇。

          岑参在荆州的故居(草堂)周围环境在其诗中有许多描述,其地叫缑山,有中峰和西峰,有南涧水、黑石谷、青溪和铁丘等。缑山究竟在什么地方?《岑参集校注》说在嵩山,这与岑参诗句说的不符,如《缑山西峰草堂作》有“客帆遥入轩”的诗句,嵩山没有大和平缓的河流,那里会有“客帆”?又如《过缑山王处士黑石隐居》有“别来逾十秋”的诗句,如缑山在嵩山,则别来只有四年,岑参是天宝三年(公元744年)考中进士而离开嵩山的,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即在出塞前一年请假回嵩山和荆州故居探访,岑参是在他24岁时(公元738年)因兵乱从荆州迁移到嵩山的,正好过了十年,这就说明缑山是在荆州。面铁丘又在那里?《岑参集校注》说在今河南濮阳是在河南与河北、山东交界处,离嵩山很远,岑参没有任何理由要到这个遥远和陌生的地方去,可以肯定铁丘这个地名是在荆州的缑山。那末,缑山又具体在荆州什么地方?在此之前,本人觉得应是在岑河镇,因为岑河镇人一直把其镇当作岑参的故居地,本人也很想到荆州岑河镇对照岑参的诗句去考察一下,无奈由于身体的原因很难成行。好在去年九月岑河镇举行岑参故园开工仪式,我们广西岑氏宗亲岑仲平前去参加了,他回来后我便问他岑河镇有山吗?他说好像没有山,为慎重起见,他又向岑河镇有关人士作了询问,得到的回复是:岑河镇只有稍高的台地,没有一般所说的山,只有离岑河镇30里外荆州城周边才有可称为山的丘陵。得知这一情况便觉得岑河镇的地理环境与岑参诗中描写缑山的地理环境完全不同,于是得出一个结论:岑河镇不是岑参故居所在地。但岑参的故居在荆州是肯定的,那究竟又在荆州什么地方呢?笔者拿湖北省地图来看,发现荆州古城西北有一个文化旅游景点叫八岭山,又找来一些旅游资料看,说之所以叫八岭山是从西北向东南有八条山脉,也叫八龙山,山上长满树木,风景优美,有许多历代的坟墓,有不到八岭山不算到荆州之说。看了这些资料,顿时茅塞大开,看来只有八岭山才符合诗句对缑山所作的描述。在《因假归白阁西草堂》诗前两句就说:“雷声傍太白,雨在八九峰。”八岭山的八条山脉,每条总有一处较高可称为峰,八条山脉就有八个峰,如有一条有两处较高的,那就有九个峰了。这两句诗便是对八岭山的描述。另一首诗的诗题叫《缑山西峰草堂作》,该诗头两句是:“结庐对中岳,青翠常在门。”九个山峰靠最中间的一个峰叫中峰,也叫中岳,中峰山顶有一建筑叫白阁,岑参故居就在中峰西面的山峰东侧,所以叫“西峰草堂”,又叫“白阁西草堂”。由此,“缑山西峰草堂”可换成“八岭山西峰草堂”,是同一座山,只是古今名称不同而已,荆州古城西北这座山唐代叫缑山,二十一世纪今天叫八岭山。八岭山的八条山脉是从西北走向东南的,西北地势较高,东南较低,两条山脉之间肯定有小溪,都是向东南流的,在岑参的诗中称之为南涧水。小溪有落差,发出潺潺的声响,于是便有诗句:“独有南涧水,潺湲如昔闻。”八岭山西北部有沮河和漳河,两河于八岭山西面汇合后继续往南流,靠近长江后便转东流,于荆州古城旁注入长江。岑参位于西峰东侧的草堂地势较高,往南看可以看到远方沮漳河和长江往来载客的帆船,所以便有“客帆遥入轩”的诗句。八岭山、荆州古城、岑河镇三者用线连起来则是一条直线,荆州古城到八岭山的直线距离,只有到岑河镇的一半,如古城距岑河镇是30里,则古城到八岭山便是15里,从岑河镇到江陵的直线距离与到八岭山差不多,这样从八岭山到江陵的距离便有90里。岑参有一首诗叫《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有这么几句曰:“仲秋至东郡,遂见天雨霜。昨日梦故山,蕙草色已黄。平明辞铁丘,薄暮游大梁。”这里所说的“东郡”,是指荆州和江陵地区,均在京城长安和长江拐弯处的东面。“大梁”是指南北朝梁国萧绎建都的江陵,“铁丘”就是岑参草堂的地名,“西峰草堂”或“白阁西草堂”只说明草堂所在的地理位置,不是具体地名,这首诗是第一次说明他的草堂所在地的地名叫“铁丘”。岑参回故乡探访,先到嵩山,同年八月初便离开嵩山南下,大概是八月底回到荆州,所以诗句说“仲秋至东郡”,不久他即到江陵游玩,“平明辞铁丘,薄墓游大梁”,从八岭山到江陵约90华里,骑马便是一天的路程,而从岑河镇到江陵,骑马用半天就足够了。这也说明铁丘在缑山,缑山是当今的八岭山在荆州。

          漳河在荆州是最富地理标识的,它发源于古荆州城的西北部,在荆州古城附近注入长江。古时从漳河开凿有一条引水渠从江陵的东面流过,今天叫西干渠。岑参回故乡游大梁时顺便到江对岸的黎阳县访问,写了一首诗叫《临河客舍呈秋明府兄留题县南楼》,其中有两诗句云:“邺都唯见古时丘,漳水还如旧日流。”“旧日”是指离开荆州的十年前,意思是说从临河客舍看去,古时梁国的都城已不存在了,只留下荒废的山丘,但流经城东面引自漳河的渠水还和他十年前看到的一样不停流淌。岑参在另一首《登古邺城》的诗中也有与漳水有关的诗句:“城隅南对望陵台,漳水东流不复回。”“陵”就是江陵,水渠从北向南流过江陵东面后,便转向东流。漳河在荆州是惟一的,嵩山没有漳河,岑参的第一故居在今荆州的八岭山便应当无疑了。

    四、江陵和岑河镇都不可能成为岑氏郡望之地。

          对《家世与地望溯源》一文主要论点先不说,其在叙述上也有许多错误:1、说岑羲被害大约是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是错的,实为开元元年(公元713年)。2、说岑羲被害时“岑参方才两岁”,实为尚未出生。3、说“岑参自从在幼年间随家人逃离故乡荆南之后,……就再也没回过故乡荆南。”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不是岑羲被害事件发生后,岑参随其家人逃离荆南,而是其父从京城长安逃到荆州后的第三年(公元715年)岑参才出生。岑参24岁时才离开荆州,不是由于族难,而是由于兵乱。岑参从嵩山出去做官后,于天宝七年(公元748年)请假回到荆州故居探访,还写了不少的诗。

    上面指出《家世与地望溯源》叙述上的一些错误后,下面便要对其主要论点进行探讨:

    论点一,说“岑家自东汉以后,延至后梁少说也有十多代人,便是世居江陵了。”

          岑河的得名,似乎今天还有争论,就算是因岑彭在此驻军而得名,也不表示岑彭的后代就从此居住于这里。岑彭的两个儿子岑遵、岑进(或淮或槐)是否随父征蜀不得而知,但其父在蜀牺牲后,岑遵被封为细阳侯,其弟岑进稍后被封为谷阳侯,其子孙连续四世袭爵,肯定都居住在京城,岑彭第五世孙岑熙还尚安帝妹涅阳公主,更是非住京城不可。此后十多世亦有做官的,直到南北朝的梁国前, 均无资料记载有岑氏后人在江陵做官,古代姓氏迁徙多由官任而起,有鉴于此,《家世与地望溯源》一文又说:“岑彭子孙,世受封赏,其家族后裔虽然多有在外为官者,但在江陵津乡的地面上,却依然还留有岑家世系后世,以及部曲人丁。”这种说法只是推测而已,并无资料可据。

    论点二,说“南阳棘阳的岑氏家族,至少早在岑文本的祖父岑善方开始,就已经是居留在江陵大地上了。

          这个论点是从《新唐书·岑文本传》来的,说:“祖善方,后梁吏部尚书,更家江陵。”这几句话又是根据什么来的?可以肯定是根据唐张景毓《县令岑君德政碑》和《北史方传》来的。碑文说:“十三代孙善方随梁宣帝西上,因官投跡,寓居于荆州焉。……善方,梁骠骑大将军,周起部尚书,……。”传说:“及詧称帝,位散骑侍郎,起部尚书。”所不同的是,《新唐书》把居所荆州缩小为江陵,因萧詧的后梁都城在江陵,在后梁做官自应住在江陵。其次是把“起部”改为吏部。第三,把“周”改为“后梁”。张景毓之所以用“周”(北周),是史家认为萧詧的“梁”只不过是北周的傀儡,不是独立的国家,他管辖的地盘又很小,只有荆州一州,原先萧绎梁国拥有的江南,已为陈国所控制,荆州西北的襄阳已为北周所占领。江陵城又分东城和西城,西城为北周驻军之地,名为帮助控制局势,实则是为监控萧詧,所以张景毓便使用“周”。

    岑善方“更家江陵”,他和他的子孙是否就世世代代“居留在江陵大地上”呢?回答应是否定的。萧詧于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称帝”,在位八年就去世了。岑善方是什么时候去世的?不得而知,但他去世要比萧詧早,他去世时谥日敬,是萧詧赠的,所以岑善方在江陵居住最多也就是八年。据《北史·岑善方传》记载,善方儿子知名的有三个叫之元、之利和之象。之元早卒;之利仕隋,位零陵郡丞;之象仕隋,先后分别任邵陵、上宜、渭南县令,隋末任邯郸县令。这样,则又是随官分别寓居于今湖南永州市零陵区和今河北的邯郸市了,离江陵就很远了。隋朝是公元581年建立的,看来善方的两个儿子在江陵居住也不会超过30年。

          那末,岑文本是不是在江陵出生和留驻江陵的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尽管文本在隋末青年时期曾为在江陵割据的萧铣政权服务,也尽管唐太宗封他江陵县子爵号,但他不是出生于江陵的江陵人。有人之所以认为文本是江陵人,主要是根据《新唐书》善方“更家江陵”和文本是善方之孙、之象之子这两点来定的。前面已说到文本出生(公元595年)前,善方的儿子早已从江陵迁移到外地去了,何况岑文本还不是岑之象之子,岑善方之孙(见本人另一篇文章《唐代岑氏从文本公到参公世系考辨》,2018年12月1日刊登在岑氏宗亲网上)。因此,岑文本的出生和曾在江陵工作与岑善方、岑之象毫无关系。岑文本出生在南阳,是南阳人,唐太宗也是认同的,当一直为唐太宗撰诏诰的颜师古因事失官,有人担心无人接替时,唐太宗就说:“我有南阳岑文本,才能远在颜师古之上。”唐太宗说的“南阳岑文本”,肯定是根据文本自报家门说的,如果文本是江陵人而谎报是南阳人,那就有欺君之罪了,文本是十分诚实和厚道之人,他怎会说谎?!

          岑善方和岑文本除他本人曾短暂在江陵工作过外,其子孙都无一人再在江陵或荆州做官,这怎能说“南阳棘阳的岑氏家族至少早在岑文本的祖父岑善方开始就已经是居留在江陵大地上了。”

    论点三,说“当年,岑氏是地方(指岑河)上的一大望族,……岑羲被唐玄宗满门抄斩后,家族旁系子弟均遭放逐,……此前世世代代生活在岑河的岑氏家族成员,自此全体消亡。”

          说“岑羲被唐玄宗满门抄斩”,这种说法不确切,没看到有文献这样说的,被满门抄斩的只是岑长倩。据江西德安《长溪光裕堂宗谱》记载,岑羲被害后,他的两个儿子被贬为庶士赶出京城,如遭满门抄斩,就不会有岑参这个伟大的诗人了,岑参正是岑羲的孙。在京城的旁系岑氏子弟有的怕被牵连或离开或躲藏,但没有任何资料可供证明是遭行政放逐的。这个事件爱影响的只限于京城,没有波及远离京城的荆州、江陵和岑河。是岑羲的直系亲属往荆州跑,并在那里隐居,而不是荆州原住的岑氏族人有什么惊惶往外跑,更没有遭放逐。岑河之所以看不到有岑氏族人,并不是由于遭放逐,而是很久以来就没有岑氏后人在那里居住。如果岑氏在岑河是一大望族,会有很多岑姓的人,竟然遭放逐而全体消亡,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事件了,史书和岑氏族谱怎不会有所记载?

          上述三个论点都是假命题,因此不论岑河或是江陵或是荆州从来都不是岑氏郡望之地。历史已经确定南阳是岑氏郡望之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的材料能将它改变,也没有重大的发现可以增加新的郡望之地。


                         2020年1月11日于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