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林名人—岑毓英

                         

                         摘自广西西林县团委网

    岑毓英（1829~1889），西林县那劳乡那劳村人。岑毓英出身于世代为官的官宦之家，自幼就受传统礼仪和为官从政思想的熏陶，少年在县城定安（今田林县定安镇）、云南省广南县读书。23岁参加县试中试，任西乡（含今隆林各族自治县的岩茶、介廷和西林县的那劳、那佐、弄汪、西平等地）团总。

    清咸丰初年，岑毓英在籍办团练平息农民起义，因而被保举为候补县丞，从此岑毓英以候补县丞身份带团练入云南平息云南回、汉民族大起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岑毓央以他的精明勇敢，异军突出，屡立战功而步步高升，由知县、知府、布政使、巡抚，直到署云贵总督，成为这次平息起义的主将。他吸取前任督抚失败教训，采用“剿抚并用”、“避坚攻暇”的方针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用十多年的时间，于1878年攻下了大理，平息了这次农民大起义，从而得到了清朝廷的赏识和差用。同治十二年正月，清廷赐岑毓英“赏穿黄马褂”加赏“太子少保”衔，并改“骑都尉”为“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成为封疆大吏、“中兴名将”。

    云南局势安定后，岑毓英深知下层人民的疾苦和人心向背的关系。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生产，重振地方工业，将战乱转变为发展经济的局面。在农业生产上垦荒减徭，豁免历年税赋积欠，还民碉田、革除屯田弊端。在工业上恢复煤、铜、铁等矿藏的开掘和冶炼，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此外，在文化思想教育上，岑毓英强调教化，转变民心。他说，“但使修明学校，先立根基，风气广开，成就更众，人人有诗书之味，人人生忠爱之心。今日治黔之事，莫要于此。”他在贵州创办了苗学，整顿学校，发展教育事业。在行政上，岑认为，“地方之治与不治，在乎吏治之修与不修。从前苗民变乱，原有所激而成。即今人员拥挤，流品混杂，吏治未能整肃，百姓难危受累。如该土司通事敢于尽剥苗民，皆由地方官不能洁己奉公之故。”因此，他把整顿官场吏治作为首务，定期考核官吏，裁汰不称职和多余的人员。

     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英国派军官柏郎率领近200人的武装远征队，从缅甸出发，名为探测缅甸至云南的路线，实则为入侵中国做准备。英驻华使馆派翻译官马嘉理从北京经云南入缅甸接应柏郎。马嘉理与柏郎会合后，于光绪元年（1875）二月初，未经与地方官联系，擅自窜入云南境内，受到边疆人民的坚决拦阻。马嘉理率随从枪杀群众数人，边民奋起将马嘉理打死（史称“马嘉理事件”）。岑毓英对英国人早存戒心，反对英人入滇，闻讯后他派将领李国珍调兵阻止柏郎入境，并把英军逐回缅甸。事后，英国驻华大使向清朝廷施加压力，要求将岑毓英以及各官各犯提京审讯。光绪二年，岑毓英借继母病故，报告朝廷解任回乡，清廷允许他回乡避过风波。岑毓英回那劳后，便大兴土木，兴建“宫保府”。光绪五年（1879）三月，岑毓英奉旨进京，光绪皇帝三次召见，并任其为贵州巡抚，授予“兵部尚书”官衔

    光绪七年（1881），中法战争爆发在即，清廷考虑到台湾孤悬海外，命岑毓英到福建任巡抚，督办台湾防务。在台湾岛，岑毓英组织开发东部山区，疏通西部平原的大甲溪，修建台北防御碉堡、战壕。

     光绪八年（1882）五月，岑毓英升任云贵总督。时值越南战云密布，岑毓英看到边疆防务松懈，自愿请缨出关抗法。清廷以岑“威望素著”和“勇于任事”，批准他带兵出关，并给予岑毓英节制关外各军的权力。法国入侵越南后，迫使越南统治者订立《顺化条约》，将越南变成法国的保护国，中国西南边陲直接受到威胁。岑毓英受命增兵边防。

1884年3月，法军向驻守越南北宁的清军和黑旗军进攻，岑毓英派部前往增援。这一仗，由于驻守北宁的桂军将领指挥无能而失败，使法军推进至谅江、太原（均为越南国的城市名称）一带，岑毓英的后路受到威胁，不得不放弃兴化，撤回云南边境。清朝廷在法国侵略者软硬兼施下，当即与法国订立了违背中越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法天津条约》。但条约的墨迹未干，法军就向驻在谅山的清军发动进攻，接着又派出海军攻打台湾基隆，炸毁福建马尾造船厂，击沉清军11艘兵船和19艘商船，清廷不得已向法国正式宣战。岑毓英率领滇军向驻守宣光的法军进攻，展开肉搏战，击破法军在城外布下的天花营，将法军围困在宣光城中。岑毓英与黑旗军并肩战斗了一个冬季，给法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后又配合东线冯子材反攻谅山的战斗，指挥滇军和黑旗军包围了法军据点临洮。光绪十一年（1885）初，冯子材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今友谊关）大捷，岑毓英和刘永福在西线也取得了临洮大捷。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清廷向法国求和，岑毓英上奏朝廷提出“五不可议和”和“五可战”的主张，清廷没有采纳，他只好奉命回滇。中法停战后，岑毓英抱病参加中越边境的划界工作，机智地将越南隐占的土地划归中国版图，为中国领土的完整作出了重大贡献。

     岑毓英作为“军旅起家”的将领，有一套科学的作战方法。他治军严明，要求将官与士卒同艰苦，冲锋在前。他说：“行军之要，先共艰苦，士卒方肯用命。”他以身作则，“每战，短衣帕首，辄为先锋，屡受巨创，百折不回。”他把将官的选拔和培养摆在治军的重要地位，“用兵之道，选将为先，苟能用将得人，则兵勇之强悍者可使训良，柔弱者可使奋勇。”至于如何选拔将官，他主张“不拘资格，不惜情面”。在中法战争中牺牲的著名将领杨玉科，原来是一个普通勇丁，岑毓英在战斗中发现他机智勇敢，便悉心培养，亲自教他读书识字。后来杨玉科官至总兵、记名提督，成为他身边最得力的助手。岑毓英对士兵则强调严格的正规化训练，“即知训练得法，虽兵亦精，苟不得法，虽勇亦弱。”任贵州巡抚时，他制定《练军章程十二条》，对兵营的组织与训练，作了全面的规定。在指挥作战方面，他强调官兵上下一致的重要性，“夫用兵之道，必使将识兵心，兵识将意，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方能运用自如。”。

    光绪十五年（1889），岑毓英病逝于昆明，后葬于桂林尧山岑家岭，享年60岁。清廷赐太子太傅，谥号“襄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