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女英雄瓦氏夫人率广西狼兵抗倭之谜

 

 

 

 

 

    瓦氏夫人是明朝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壮族女英雄，也是中华民族一位罕见的女英雄。她扶持丈夫至曾孙四代主政田州，力挽狂澜、抵御外侮、安境保民，建立了不凡的业绩；尤其是她率领广西狼兵跋山涉水远征抗倭的英雄壮举，一直广为百姓所景仰和传颂。

    近年来，报刊、书籍均有连篇累牍出版报道，数部电影故事片、电视连续剧和专题片相继播出，使这位中国历史上罕有的、满怀爱国主义精神的巾帼英雄更加突显出别样的风采。

    瓦氏夫人不似花木兰、佘太君、穆桂英等等，她们只是一些不见于史传的文学形象，瓦氏夫人则是一位史书有传、曾经真真实实地在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女英雄。但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诸如，她是如何由“岑氏夫人”变成“瓦氏夫人”的？她所擅长的武艺兵法从何而来？她在远征抗倭背后又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她率领数千军马跋山涉水远赴江浙，行军的线路与经过怎样？她浴血抗倭、频传捷报却为何半途而废？她悲愤而死最后归葬于何处？……所有这些诸多的问题，都成为今天困挠人们的历史悬谜，在可查的史籍传记中，或轻描淡写，或闪烁其辞，或语焉不详，让读者莫明其妙，难以知悉她的本来面目。

    本文披阅相关历史传记、名人记录、地方史志、民间族谱等典籍史料，并经实地考察相关历史遗迹，钩沉出此悬谜中鲜为人知的历史隐秘，让读者明了历史真实的民族女英雄瓦氏夫人的生前身后事。

 

 

 

 

    关于瓦氏夫人的生平事迹，民间传说很多，也散见于正、野史传。

根据《明史》等史志记载：瓦氏夫人，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出生于广西归顺州（今靖西县一带）土官之家，壮族。从小攻读诗书，爱练武术，精通拳术，善于舞剑，懂兵法，有谋略，体强力壮，十余公斤的长矛在手轻如棍条。她原名岑花，聪敏伶俐，性情豪爽，好打抱不平，助人为乐，长大后嫁与广西田州土官岑猛为妻，改姓为“瓦氏”。岑猛因起兵反明而被两广都御史姚镆打败，逃至归顺州，被知州岑璋（岑花之父）所杀。其子岑邦彦也因随父起兵反明而战死谷隘，留下幼儿岑芝。年仅30岁的瓦氏，一要亲自管理州事；一要精心抚育幼孙岑芝成长。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岑芝奉调率狼兵出征海南平黎民之乱，乱平。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倭寇入侵海南，岑芝在那燕战役中不幸战死。瓦氏既要管理州事，又要精心抚育年幼的曾孙大寿（4岁）和大禄（1岁）。瓦氏处理田州政务有条不紊，州内之事，“躬为规划，内外凛然”。她深明大义，招集流亡人口，发展农业生产，重视教育，安定社会秩序，各方面均有所成就，赢得了族人的爱戴和拥护。此时，倭寇侵犯我国江浙沿海地区，海滨数千里同时告急，明朝廷令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各路兵马前往江浙抗倭。张经曾总督两广军事，深知广西狼兵（壮族土司官兵）勇敢善战，于是决定征调田州等地狼兵出征，瓦氏以其曾孙大禄等年幼“不能任兵事，请于督府张经，愿身往。”张经深为她的英勇慷慨所感动，授予“女官参将总兵”军衔，让她率狼兵出征。

    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十月中旬，瓦氏率田州（今田阳县、田东县一带）、归顺州、南丹州、东兰州和那地州等地狼兵6852人，随从女兵40余名，勇将24名出发，翌年三月初一到达苏州，三月十二日到达江浙海防第一门户金山卫驻防，成为各路客军中首先到达抗倭前线的部队，隶属总兵俞大猷指挥。四月二十日，在历史是有名的王江泾之战中，“贼分兵二万余人突出金山、独山，往嘉兴，俞大猷率瓦氏尾击，狼兵勇猛……总督乃会同浙抚胡宗宪，追贼至王江泾。”（见《金山倭变小志》）。倭寇在各路军的追堵合围下，最后在王江泾镇以南的杜家村倭浜屯被歼，明军取得了“自军兴以来，称战功第一”的重大胜利（见《明史·张经传》）。之后，狼兵在瓦氏夫人的率领下，勇猛杀敌，“十出九胜”，在整个抗倭战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被朝廷诰封为“二品夫人”。

    另据清嘉庆《广西通志》载：瓦氏夫人，约生于明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正月瓦氏夫人的丈夫岑猛被杀时，“瓦年三十”。她本不姓瓦，是镇安府归顺州人，其父是归顺州世袭土官岑璋，因此她姓岑，本名“氏瓦”。她嫁与田州府土司、指挥同知岑猛为妾，因避同姓，改称“瓦氏”。

    由于正史传志中载录不一，有的甚至相互矛盾，对于正史的瓦氏夫人真正事迹也就存疑不少，由此引发诸多争议。争论焦点中最让人困惑的是：瓦氏夫人出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她为什么嫁给同姓同宗的岑猛？她究竟嫁与岑猛为妻还是为妾？她丈夫岑猛为何“反叛”，当时她在干什么？她改称“瓦氏”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她的儿子邦彦是不是她亲生的？她为何年近六旬高龄还率师远征？她为何从抗倭战场上悲愤而归？……

    如此种种，悬谜诸多。现在史学界对于瓦氏夫人生平经历与姓名、称谓的来由，基本一致的看法是：她本姓岑，是归顺州土司岑璋之女，叫岑花，以壮语习俗，姓名书写时中间加一“氏”字，叫岑氏花。她父亲因为田州土司岑猛的强大势力所逼，让她“和亲”嫁与岑猛为妻。后来岑猛反叛朝廷被杀，她归顺了朝廷，官府上报朝廷时，因避同姓改为“花氏”。朝廷因历史上已有了一个花木兰，而壮语中“花”、“瓦”同音，故改称“瓦氏”。后来她在抗倭中立了大功，朝廷封诰她为“二品夫人”，故称“瓦氏夫人”。

    然而，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历史秘密不管隐藏多深，也总有其蛛丝马迹。正史中难以追本溯源，就得从野史中去钩沉。

    要解开这一历史悬谜，我们先从广西桂平《流澜岑氏族谱》载传及流传颇广的“石壁祖母”和“白马招亲”的故事说起。这不仅涉及到“瓦氏夫人”改姓的经过，甚至对于隐藏在它后面的桂西岑氏土司“血洗宗族”这一段惨酷的屠杀事件，也有一个明析的了解。

    这段故事大约是这样：岑氏势力从北宋仁宗皇祐年间进入桂西，到南宋时势力日大，元朝初年迅速发展，相继占有田州、思恩（府治初在今平果县，后迁马山县，复迁至今武鸣县府城）、泗城（今凌云县）、思明（今宁明县）四大土司府中的三府及归顺（今靖西县）、镇安（今德保县）、那地（今河池市）等20多个土司州，到明朝已经基本统领整个桂西地区及安南（今越南）北、黔西南、滇东南等地域。

    田州土司府（州府初治今田东县祥周镇祥周村旧州屯，后迁至今田阳县田州镇境内）是各土州中最大也最有实力的州府，是岑氏统治势力的中心。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6），田州府属各土司州为争夺土王（土司）之位，大起干戈，血洗同宗，弑兄杀父、戮伯屠叔事件迭起，以致边疆动荡不宁。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朝廷为了平息岑族内讧，诏令“改土归流”放任梧州知府的岑溥，速回田州府继袭土司。

    岑溥原是田州府土司世袭嗣主，曾率兵赴梧州平永安州（今蒙山县）、荔浦等地的瑶乱。朝廷实行“改土归流”（对部分土司州废除世袭制，改为朝廷委派的流官制，原土司视情放任外地做官），于成化年间放任梧州府同知。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新帝登基，岑溥恩例升任梧州知府。他在田州时娶妻生有一子岑猇，留在田州。到梧州赴任时认识了来梧州访亲的浔州府（今桂平市）景焦里乡绅之女卢氏，聘娶为妻，生了一对双胞仔岑狮、岑猛，分别称为“儿狗”、“儿奴”（乡俗贵人取贱名，即汉语“狗儿”、“狗奴”）。

    这时，岑溥族叔岑接袭杀了恩城土司岑钦（岑溥亲叔）后，又于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袭杀岑溥父亲田州府土司岑镛，引起岑氏土司互相杀戮，血溅宗亲。岑镛垂危之时，遗命岑溥回田州世袭土司府印。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九月，岑猛兄弟四五岁时，岑溥衔命驱舟沿郁江回归。岑溥料定此次回田州赴任，皆因宗族仇杀所迫，回去必然凶多吉少，途中经过浔州府流澜里（今桂平市蒙圩镇流澜村上屯），将妻子及两子寄养于本姓宗亲家中，约期到任后无事则来接回相聚，并留下族徽标志“狼头玉佩”为信物。

    数年后，卢氏见夫君离去时日已久，竟杳无音信，现已盘缠用尽，自己又患病在身，寄人篱下亦多受嫌弃。便携儿回到娘家，自己帮兄嫂耕织，二儿帮舅舅牧牛放鸭，聊以度日。如此又过了几年，岑狮、岑猛兄弟渐长，闻说父王回了田州当土王（官方称“土司”，当时俗称“土王”），屡欲出行寻父，无奈有母在堂，又不知父在何方，暂且作罢。一年中元“鬼节”，母亲生风寒病，乡俗此节出嫁女不能在娘家过，病人又不好去亲戚家，兄弟二人想起野外的罗丛岩有一处石窟，正好暂时安置母亲。于是，便将母亲背到岩洞中安顿下来。

    原来，这罗丛岩（在今桂平市白沙镇思建村境）是道家“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天南福地”，景观独特，堪舆家称之为“蚁王地”。此岩四围石山林立，如笋、如帐、如狮、如虎、如华表，形态各异，气势雄壮，簇拥方圆十数里。众山当中有一座大石山，形如大蚂蚁，有龙、风、水、月4个岩穴，龙岩为主洞，外建有道观“石龙观”，观主黄道吉。岑狮、岑猛每日赶牛放鸭到这里，与观中道士稔熟，又常将一些鸭蛋相赠，深得观主喜爱。黄道士便传授兄弟二人武艺兵法，用以防身立世。日月盈昃，寒来暑往，一晃数年过去，已是大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兄弟二人竟学得一身武艺。有一回，他们避雨时发现蚁头处密藤遮蔽，后面另有一岩穴，里面冬暖夏凉，还有石龙床、石龙椅等奇观。

    兄弟二人将母亲扶至龙床安歇，便出洞放牧牛鸭。晌午时分，突然山摇地动，刹那间乌天黑地，雷电交加，倾盆大雨急骤袭来，牛鸭受惊四野狂跑，顿时不见踪影。兄弟二人挂虑母亲，急忙赶回石洞，只见洞口已经闭合，只剩一条细小缝隙。二人向内窥视，只见母亲坐在石床上向着他们微笑，手指西北方示意他们离去。

    兄弟二人眼见鸭飞牛走，又失去了母亲，惊恐舅父追索偿命，又怕官府缉捕，便决定逃跑。二人向西北方一路奔逃，一路打听田州去向，来至三江口（左江、右江汇流邕江处），却被江水所阻。正在困乏愁苦之际，见一匹白马越江而来，二人上前抚摸白马，白马竟驯服嘶叫，他们即跨上白马渡过江去。白马驮他们过江后，便奔驰远遁。

    兄弟二人来到田州府，已是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经探问得知：岑溥回到田州承袭土司，只当了6年田州土司。当时由于连年宗族争战不息，形势险恶，便没有迎回他们母子。在宗族血战中，岑溥见长子岑猇品行不端、暴戾残忍，屡屡斥责不听，父子关系恶劣。5年前，岑溥便派亲信秘密接取岑猛兄弟以作田州嗣主，但岑猛兄弟已经出走无踪。岑猇闻讯，心怀愤恨，竟行凶弑父自袭土司为狼主。因岑溥遗命由岑猛世袭，岑猇便冒充“岑猛”之名，贿买巡司，报奏朝廷并循列朝贡，承袭了田州府土司（桂西土司冒袭世职并不罕见，史书有载，其中有岑施冒袭思恩土司、岑接冒袭泗城土司等）。

    岑猛兄弟二人闻言大惊，不敢逗留，改名换姓继续北行。二人流浪到了两三后到达处于桂西南中心的归顺州，在一家覃姓地主家中帮工。

    不知不觉数年过去，到了大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岑猛兄弟已是二十出头的后生。一日，地主愁眉苦脸而归，哀叹不绝，泪流涟涟。兄弟二人询问，才知是归顺州土王岑璋出榜招驸马，凡本州官绅地主，家有成年男子，一律要应招，否则当斩。本来，参加招驸马是件好事，不中也不要紧。但此次却不同往常，岑氏花此次却是“白马招亲”，不知她从哪里得来一匹凶悍的高头大白马，出榜声明：无论官民士将，能降服白马者即为驸马。前面凡来应招者，不是被吃掉就是被踢死，无一生还。覃姓地主只有一子，想到此去应招，定然有去无回，所以垂泪悲叹。

    岑猛闻言，心生一计，愿意认覃姓地主为父，顶替应招。覃姓地主大喜，即认他们为子，让一人前去应招，另一人给予三千谷银为谢。兄弟二人商量后，觉得岑猛为人机智勇猛，武功又好，决定由他应招；岑狮改名换姓带着三千谷银逃回家乡（另有族谱说逃回苍梧）。

    岑猛抱着赴死之心来到城外擂台，见头那匹凶悍白马似曾相识，便径直走到白马跟前，拍拍白马，喝道：“白马白马，主人到，还不跪下！”白马竟然驯服下跪，岑猛跨上白马，白马长嘶一声，飞驰奔向州城。州城狼兵见有人骑白马入城，迅速放起响炮迎接。岑猛骑马直奔归顺州府衙，跃身下马，只见两边数十女兵披甲操戈，英气逼人。女兵给他披红挂彩，引入洞房。洞房如虎帐，两边刀光剑影，戈戟交碰，铿锵铮鸣。岑猛虽乡野长大，却是习武之人，又抱着赴死决心，所以毫不胆怯，从容而入。

    岑氏花坐在床前，身着红妆，头戴银饰，披着红绸，见新郎到来，出联喝问：“骑白马，入狼府，你要小心！”岑猛对联而答：“戴红花，闯虎帐，我得大胆！”说完，就去撩揭红头盖。岑氏花突然飞起一脚，岑猛早有防备，闪身躲过，将她抱起。

    洞房完毕，二人出厅拜谢父母。岑璋询问岑猛来历，检视“狼头玉佩”信物，知晓来龙去脉，虽是同族宗亲，但已生米煮成熟饭，不好食言反悔，只得让他们成亲。

    这就是岑氏花“白马招亲”嫁与岑猛的经过。这个故事在岑姓族人中流传甚广。这里有3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是，关于瓦氏的婚姻。可以说是天意，也可以说是歪打正着。但绝非后人猜测那样，说是岑璋逼于岑猛兵威，欲保本州安宁，将女儿“和亲”而把她嫁与岑猛为妾。事实上，田州府与归顺州相隔很远，逼于兵威难以成立。而且瓦氏属于正娶，故为妻而非妾，并生有子岑邦彦。至于有论者认为这是桂西少数民族的“同婚习俗”，这是谬测讹传。桂西岑姓一族源自中原岑氏，自古以来禁止同姓通婚，族规明文载录，而查宋元明清诸朝史籍及族谱，岑姓历代各州土司婚姻，同姓通婚者仅有瓦氏一人而已。至今同族同姓通婚仍然为岑姓禁规。

    二是，关于“石壁祖母”。桂西、黔西南、滇东南地区还留存有每年中元节扎大红包、包大粽子，遥祭“石壁祖母”的习俗。岑氏宗族至今还沿传重阳节祭祀罗丛岩“岑氏祖母”石壁墓“每年一小祭、3年一大祭”的习俗。

    三是，传说的真实性。瓦氏夫人后来率狼兵抗倭时，还前往拜祭过“石壁祖母”墓，驻兵于附近的灯笼寨。途经郁江畔的流澜村时，将年幼曾孙大寿、大禄托附宗亲抚养，在村旁江边岩石上刻“流澜矶”为记。后来，云贵总督岑毓英赴台抗日时，泊船驻军，在流澜矶题刻“流澜赫赫”4个大字，还登岸访问宗亲，每户给予20块银元、10斤猪肉，出钱兴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岑氏宗祠”，宗祠配有瓦氏夫人塑像享殿。毓英之子两广总督岑春煊赴任途经流澜，也题刻“云台风祭”4个大字，祭祀宗祠（以上石刻及宗祠、享殿等遗迹现在犹存），并划定“上至鸡公湾，下至流澜矶，山岭田地钱粮所入，皆为宗祠例银”，还选拔村中宗亲岑贵初任浔州府解饷官（族谱有记）。故事虽然有传奇成分，但基本可以说明了问题。而且表明了桂西岑族与桂平流澜村岑族的特殊渊源。    

 

 

    岑花出生于桂西边陲的归顺土司州府，在外族入侵与宗族争袭的刀光剑影中长大，所以她自幼便跟随父兄练武术、习兵法，学得一身武艺。结婚时虽只有十五六岁，但她幼小练武，体格健壮，成熟得早。婚后少年夫妻恩爱如漆，常常一起练兵习武，披阅《岑氏兵法》中兵学、阵法、武艺、谋略等等，经常切磋对决，排兵布阵，二人武学艺业与日精进。岑花善使双刀及长矛，鸳鸯刀与霸王枪所向披靡，被誉为“花双刀”；岑猛力大勇武，擅长方天戟和铁甲盾，两柄雌雄短戟更是神出神没，被称为“猛狼”。次年，夫妇喜生下一子邦彦。

    夫妇二人首战立功，是安南（越南北部地区，时称交趾，时称安南）兵与山寇围攻天险寨。此寨在州城东50多里，其山险峻，可容万人，为归顺州屏障要塞。寨城欲破，二人率狼兵救援，突入敌阵，将敌人杀得片甲不留，得到岑璋奖赏。岑璋见岑猛武艺超群，又精通兵略，终非池中之物，便拔军与他，让他夺回田州之主。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岑猛夫妇率归顺州狼兵攻打田州，三战三捷。围攻田州府城时，州民痛恨岑猇暴桀苛政，狼目黄骥、李蛮杀死岑猇，打开城门拥戴岑猛为田州之主(以上见《明实录·世宗实录》及谈迁《国榷》)。

    田州府处于桂西的右江谷地中段，峡谷平原连绵百里，盆地开阔，自古物产丰饶。岑猛初任田州土王（土司），在岑花的辅佐下，内修州政，外结流官，政通人和，民众安居乐业，并组织财物进贡朝廷，得到朝廷奖赏。数年后田州实力大增，威震各州。有论者说瓦氏是岑猛之妾，这是谬误的。《岑氏源流谱叙》载：“瓦氏，田州府岑猛之妻。”是正确的。而后来王守仁（王阳明）等官员为岑猛申冤，使其得以平反，并奏请让其妻岑花辅政田州。在奏章呈文上报朝廷时，认为岑猛与岑花同宗同姓通婚，有违朝廷“三纲五常”的伦常，便将岑花改为“瓦氏”。

    瓦氏夫人生活的时代，田州土司已经由强盛转向衰落。弘治年间，朝廷在桂西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让土司易地任流官，但土司多不愿离乡赴职。一些边州土司欲以“边疆动乱”来抑制朝廷的“改土归流”政策。由此引发了明代桂西地区最大的一场土司叛乱——“田州之乱”。

    “田州之乱”由天顺州土司岑濬反叛引起。弘治十七年（公元1505年），天顺州土司岑濬反叛并勾引交趾兵入寇，朝廷派兵围剿，次年平定。接着，朝廷派利州参将李璋任泗城知府，狼目岑豹见州政被流官篡夺，便与儿子岑应起兵攻利州，袭杀李璋，攻破泗城府衙，原袭知州岑颜逃走，其父原知州岑子振被杀。岑豹便自袭泗城府之主，接着又攻杀安隆土司岑琼、上林土司岑瑶，据领其地。对此，两广总督邓廷瓒反而认为，土司之乱乃“改土归流”未彻底所至，故上奏朝廷进一步强化推行，更加引发土司袭杀各处流官，土司与流官形成水火之势。是年，弘治帝驾崩，正德帝新立，邓廷瓒因土司之乱去职，“改土归流”政策放缓。

    岑猛主政田州后，政绩显著，势力日强，便开始骄横起来，恃强凌弱，压迫其他土州，甚至率兵攻城掠地，扩大地盘。对瓦氏的劝告，开初还应诺，后来什么也听不进去。还先后娶了四门妻妾，又生了邦佐、邦辅、邦相三子。其后岑猛喜新厌旧，薄待瓦氏、张氏二妻，倍宠小妾林氏。瓦氏无奈，只得独居衙外别馆，教习儿子邦彦习文练武，聊以度日。

    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秋，岑猛率兵攻袭龙州，留李蛮守田州。泗城土司岑应与养子岑接（原名梁接）趁岑猛率兵出战之机，“与东兰土目韦祖鋐各起兵二万攻袭田州，大掠人民，杀戮八百余，驱之溺水者无数，括府库，放火扰掠，城郭为墟。”岑猛因失陷田州，被褫去田州知府职并流放海疆任福建平海卫千户，朝廷另任流官田州参政谢湖掌管州事。但州民感于岑氏历代恩德，不忍故主离去，持刀卫之。岑猛又派人贿赂朝中权宦刘瑾，奏闻皇上，得免流放。不久，岑猛应御史陈金的征调，率狼兵前往围剿江西华林盗，他奋勇当先，所向无敌，盗平而擢升为指挥同知（副指挥使），并复知田州府事。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土目岑接弑杀祖岑豹、父岑应、叔岑钦，自袭泗城府土司职。岑猛为报复前时泗城府土司对田州的进攻，遂以“异姓乱宗，冒袭州事”，并约南丹、那地、东兰诸州同姓土司合兵问罪。岑猛亲率狼兵进攻泗城，兵进板乐，连拔六寨，攻破泗城。岑接畏惧逃到明军营寨，以重金贿赂参将沈希仪，让其诬告岑猛造反。

    此时，正值上思州土司后裔黄锱勾引交趾入寇作乱，朝廷征调田州狼兵往剿，岑猛恐田州被袭，推诿出兵。岑猛坐大桂西、攻占他州，又藐视流官、不听调遣，引起广西提督盛应期、巡抚谢汝仪不满，闻到沈希仪的诬告，就对岑猛加以反叛罪名，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上书要求征讨岑猛。

    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都御史姚镆率军8万进攻田州。岑猛本无反意，以布帛写血书陈述自己绝不反叛朝廷，并派儿子邦彦将血书送给沈希仪以表示忠心，并请求沈治岑接戮民、弑父之罪。邦彦至工尧隘送血书，竟被沈希仪暗设伏兵射杀于隘口。岑猛惊骇，又不欲与官军兵戎相见，便投奔岳父（族叔）岑璋避难，但巡抚谢汝仪以将归顺州“改土归流”腰挟，威逼岑璋交出岑猛，岑璋为自保而毒杀岑猛。

    岑猛本无反意，其擅自率兵攻打龙州、泗城，固然是骄恣不法，应受制裁，但不是反叛。岑猛死后，姚镆入驻田州，纵兵掠夺，引起田州岑氏土官属下狼目中势力最大的卢苏（瓦氏亲叔岑瓛的岳父）等反抗。“田州之乱”进一步恶化。次年，朝廷派左都御史王守仁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前来平叛。

    王守仁征询广西右布政使林富，了解到岑猛为势所逼并非反叛，是由于巡抚谢汝仪与都御史姚镆有矛盾，诬陷姚镆之子姚涞向岑猛索贿万金之多，并将伪造书信让姚镆看，姚镆恐惧其上奏，被带率军进攻岑猛。结果，岑猛长子邦彦在工尧隘被射杀，岑猛出逃归顺州被岑璋鸩杀。

    王守仁知道了祸乱缘由，便改“兴师征剿”为“怀柔之策”，一方面为岑猛平反以安抚叛众，一方面奏请朝廷让岑猛长孙岑芝承袭田州土司、瓦氏辅政、岑邦相摄行州事。确实，岑猛治理田州府十几年，保境安民，多有建树，其死之后“各夷无论贤愚老少，莫不悲怆怀思，顾得复立其后。”（见《王阳明全集》）。由于王守仁处理得当，“田州之乱”得以平息。瓦氏感于朝廷恩惠，遂请缨率田州狼兵前往平上思州交趾入寇与土司叛乱，乱平；又分狼兵与邦佐往剿大藤峡瑶乱，乱亦平。王守仁奏请朝廷嘉奖“瓦氏”，并奏“武靖当瑶贼之冲，邦佐素得民心，才足制驭，宜仍旧职”，复任岑邦佐为武靖州知州。

 

 

 

   

    “狼兵”最早出现于广西始于元朝初年，而《岑氏兵法》原来是叫《天狼兵法》的。要了解这个问题，得从岑氏起源说起。

    岑氏起源远溯西周开国之初。殷商末期，纣王荒淫无道，周伯姬昌（周文王）与子姬发（周武王）、姬耀等起兵伐纣。姬昌死，姬发继位，率兵攻下朝歌（在今河南北部的淇县），建立周朝，是为周武王。姬耀是姬发的同父异母弟，攻入朝歌时，他违令私入后宫掳走妲己等媵嫔，武王大怒，将其“流配于鬼方（西北方，即现在的陕西韩城北面）”。

    姬耀到了“鬼方”，“掘穴而居，筑亭而守”，因他英勇雄武，善使长戟，让四野各族畏惧归服。后以戟为标志，筑韩城（韩，手执戟之象）；而他所筑之亭，屡遭雷轰击毁，他于筑亭之丘手执三尖铁叉骂天，雷轰乃止（是为避雷针之始，姬耀即为避雷针发明者）。耀奇为天意，遂以叉形立姓“岑”（古音读姬恩切或叉恩切，表示岑氏源于姬姓、得于叉形），称亭为“岑亭”（许慎《说文解字》释“岑，小而高之山”并非本义），并将铁叉立于亭顶端，此后再无遭雷击。又见天狼星其大如斗，闪耀西北，国人素以“犯阙之星”视之，其时当地已有犬戎、狄戎之族，姬耀遂以天狼为图腾立族，领狼、獠、獴、獞、猺、猄、獐、狸诸族，后称“天狼一族”。武王薨，成王立，周公旦辅政，立岑国，封耀子渠为岑子，后裔便以封国为姓。这便是岑族“狼图腾”之源。此后的西北诸王朝，如西夏、契丹（辽）、蒙古（元）等王族，多以天狼星为“帝星”，狼成了诸部族的“族徽（图腾）”，关于部族来历的传说也多与天狼有关。

    春秋战国之后，岑氏以两路分支，一路入中原，以河南南阳为郡望；一路入西川，以成都为郡望。北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广源州侬智高反叛，岑仲淑、杨文广等参将随狄青南来广西平叛，因功获封麒麟武卫大将军。狄青回朝，上奏留岑仲淑守永宁军，管辖邕州及沿边各峒；杨文广守永安军，管辖昭州（今昭平县一带）各寨。岑仲淑源自中原一脉，祖上迁于浙江余杭，兄弟三人，兄正淑赴广东为官，封粤国公；弟淳淑留在浙江为官。仲淑抚广西边峒诸州，岑氏势力从此进入桂西地区。介绍这段历史，有助于认识桂西岑族文化源于中原，与其他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礼制与习俗的不同。

    岑仲淑是一名精通医术和兵法的武将，他主政桂西，有两项突出贡献：一是将中原文明和文化传播到南国边陲，使掌握这些先进文明和文化的岑氏桂西后裔得以迅速崛起，成为南天一柱，对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统一的格局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二是修撰兵法武学，对桂西岑氏立足、发展以至鼎盛均起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作用，以至后来瓦氏夫人率兵抗倭屡战皆捷，也都得益于此。岑仲淑精医尚武，他将远祖东汉光武帝大将、列为二十八星宿之火尾虎舞阴侯岑彭的武学，再加上狄青的兵略、杨文广的“杨家兵法”及历代名将兵书，去伪传真，取其精华，编成一册，为纪念祖先岑彭，而勇猛军队又称“虎狼之师”，便取名《虎狼纪略》，也就是为戚继光、袁崇焕等名将所推崇的《岑氏兵法》（又称《天狼兵法》）。

    这部兵法简明扼要，记述用兵“七略”：“兵略”（统兵之法）、“谋略”（用兵计谋）、“阵略”（实用阵法）、“战略”（战守攻防）、“器略”（兵器使用）、“拳略”（肉搏格斗）、“药略”（创伤救治）等，是一部简明精要、非常实用的武学兵书。岑仲淑死后，归葬于宾州（今宾阳县）石蛤（合）岭，兵书秘传于后代嫡裔。“药略”所载的刀伤跌打“金创圣药”田七的用法，即是岑仲淑发现并秘传下来的。

    对于这部兵书，清朝乾隆年间大学士纪晓岚在编纂浩瀚巨制的百科大典《四库全书》时，曾把《岑氏兵法》列为“十大兵书”（即《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尉缭子》、《司马法》、《太白阴经》、《虎钤经》、《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乾隆皇帝审阅时，认为这部兵书“奇兵诡略，精于争战，乏于文理”，也就是说，记录奇异独特的兵法，实用性很强，但缺乏理论性。同时又认为《岑氏兵法》中不少内容，如“兵略”、“阵略”、“器略”、“拳略”等均为戚继光兵书所取用，于是便将《戚氏兵书》的上下卷析为单本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册分别列入“十大兵书”，所以在这十部兵书中，戚继光一人独占了两部。这样，这部“奇兵诡略、精于争战”的《岑氏兵法》与“中国古代十大兵书”擦肩而过，无缘载入史册扬名后世。

    但是，桂西岑氏却凭借着岑仲淑留下的政权基业与兵书武略，开疆辟土，攻州掠城，很快就成为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到了宋末元初年，元兵正面攻打南宋受阻，取道大理（云南）入桂，因为共同的图腾，同属“天狼一族”，桂西岑氏部分土州如安路州总管岑雄率子岑世坚、岑世兴等先行降元，其孙因此获元朝廷赐名怒木罕、帖木儿、阿剌兰、不花乜先、阿刺辛等蒙古名。岑族首领从此跟随元军习称“狼主”，大统帅称“天狼主”，所率士兵称“狼兵”。是为广西狼兵之始。瓦氏夫人率狼兵赴江浙抗倭时，军民皆称之“天狼主”、“石柱将军”，“石柱”就是壮语“天狼主”的汉语谐译音（壮语“天”与“石”、“主”与“柱”同音）。

    桂西狼、土兵中，岑氏所属羁縻土州的狼兵更为强悍凶猛，帮助元军东下攻州陷郡，建功颇多，为朝廷看重，诏领桂西诸羁縻（土司土官）州。因为“狼兵”勇寇一方，天下闻名，岑氏以天狼为图腾，所用兵法便称为《天狼兵法》或《岑氏兵法》。岑氏土司有先进兵法与勇猛狼兵，自此雄霸桂西并达到鼎盛。从元至清，岑氏皆雄踞桂西，直至清朝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废除土司制止。

    宋元至明清历代，岑族平乱、抗交趾、抗倭，及至晚清名将云贵总督岑毓英、两广总督岑春煊等率兵平定滇乱和抗击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略，以及抗击日寇保卫台湾、率军出镇南关（今友谊关）抗击法越联军入侵等等一系列的重大卫国战争中，无不得益于勇猛狼兵与这部奇特兵法。

 

   

    广西“狼兵”，实际上有“真狼”、“土狼”之分。一般认为，岑氏统领的壮族土司将兵为“真狼”，一般称“狼兵”；其他姓氏土司统领或流官所辖的地方官兵（壮、汉族土兵，非朝廷驻兵）为“土狼”，一般称“土兵”或“假狼”。在朝廷诏令和统兵将官奏章中，狼兵、土兵是并称的不同兵种，只是习惯上，将广西土司属地官兵统称“狼兵”。

    中国历史上土司制度源自秦汉的土官土吏，始于唐宋的羁縻制度，元代正式形成，明代进入全盛时期，清代以后没落下去。因此，有明一代的土司制度具有典型意义。明初，土司“归顺”，朝廷一般就封以原职，予以世袭。

    元末明初，洪武帝朱元璋连续征战、削平群雄，建立了大明王朝，即诏令挥戈南下。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田州土司岑伯颜率领岑氏诸州归顺明朝，朱元璋大喜，恩准留袭。其后泗城府岑善忠、镇安府岑添保、上林州岑壮、来安州岑汉忠等岑氏府州土司纷纷归顺明朝，朱元璋即下诏设置田州府（比州高一级），任命岑伯颜为土官知府，并恩准土官府、土司州各知府的世袭制度，以保持南疆稳定。

    明朝在广西设有土官府4个，土官州38个、土官县8个、长官司4个。田州府全盛时的管辖范围，包括今百色市、田东县大部及田阳、德保、巴马、都安、平果、凤山等县的部分地方，治所就设在田州（今田阳县田州镇）。岑氏归顺明朝，势力在桂西仍然雄霸一方。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安南反叛，部分边峒民众附逆作伥。永乐帝朱棣派大军征剿，还征调田州府都指挥使岑永通率田州狼兵万人参战。狼兵与官兵合力奋战，于次年春天便迅速平定了叛乱。朱棣下诏在安南设置郡县，是年六月，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趾，设三司布控，并派驻一批流官（由朝廷任免的官员）前往任职。同时，对桂西一些与交趾接壤的羁縻土司州，亦逐步推行流官制。

    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交趾再度反叛。次年春，朱棣派英国公、大将军张辅和总兵参将沐晟率大军平叛。此次出兵，为了对付身手敏捷、贯于山林作战的交趾兵，朝廷再次征调上隆州土司岑永玉、归顺州土司岑永福与长子田州土司岑祥等率狼兵助战。但这一次由于“改土归流”，其他各州狼兵无狼主、狼目将领，战斗力大大下降。因此，这一役，明朝动用大军围剿了3年多，却终未平靖，只好草草收兵，撤回将卒。

    朝廷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但本地土司多不愿往外省为流官。朝廷委派的流官又难以驾驭强悍的土司狼兵，所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原来由各土司统领的狼兵粮饷给养成了大问题，面对生存无着，狼兵劫掠屡屡发生。朝廷为了给狼兵有所出路，开始大量征集狼兵赴各地平乱。这样，让困顿穷乡僻壤的狼兵有了出路，狼兵应征盛于一时。

    狼兵响应朝廷诏令，南征北战、西讨东征，对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仅岑氏一族，自永乐以来，洪熙、宣德、嘉靖、万历诸朝，田州知府岑永通、岑祥、岑绍、岑懋仁、岑宜栋等率狼兵抵御交趾（安南）入寇，岑芝等率狼兵赴海南平黎乱及抗倭，岑匡、岑褐等跟随瓦氏率狼兵远赴江浙平倭乱，岑邦佐、岑大寿率狼兵平大藤峡瑶乱，皆殁于国事。

    狼兵的忠勇卫国，使朝廷改变了原来对广西狼兵及少数民族的歧视态度，为了表示敬意，在文字书写时，将“狼兵”改为“俍兵”，“獞”改为“僮”、“猺”改为“傜、瑶”等等。狼兵及少数民族将士用热血换取了民族的尊严。其实，岑族并不以称“狼兵”为耻，他们喜爱自己的“狼图腾”，至今仍将勇猛敢冲之人称为“狼打”、“狼冲”、“狼战”，对“狼图腾”的崇拜深植于氏族血脉之中。

 

 

 

    瓦氏的一生，正是田州岑氏土官内忧外患最为深重的时期。长期的土司战争和无休止的争袭残杀，把田州弄得千疮百孔，社会经济凋零，政局混乱，民不聊生。而中央王朝长期以田州作为主要打击目标，使田州成为了时代广西土司各种矛盾的焦点。特别是岑猛死后，田州岑氏土司濒临倾覆。30多岁的瓦氏以其过人胆识与谋略，力挽狂澜，消除了官族内讧，稳住了田州政局。她的重大功绩主要有三：第一，受命于田州濒危之际，重振田州，保境安民，促进了边疆的社会稳定，维护了祖国的统一；第二，以保边卫国为宗旨，练训狼兵，听从朝廷征调，为国家效劳；第三，抗倭卫国、抵御外侮。这也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功绩。

    “田州之乱”后，田州处于宗亲仇杀，政局混乱、家族风雨飘摇之中。此时，瓦氏从幕后走到了田州的政治舞台前，并在艰难险恶的家族争夺权力斗争中化险为夷，脱颖而出。她宛然可与后来清朝的辅助顺治、康熙登上大清舞台的孝庄太皇太后并驾齐驱。

    首先，她以重振田州为己任，力挽狂澜，独撑危局。“田州之乱”刚平息，瓦氏按族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奏立岑芝为田州之主，督抚王守仁准许，并得到田州最强大的狼目苏卢的拥护。但苏卢的本意却是“挟幼主以令诸王”，因瓦氏辅政而图谋不遂。他便与女婿岑瓛（归顺州狼目、瓦氏亲叔）拥兵攻打田州，改立摄行州事的岑猛第四子岑邦相为田州之主，并欲置瓦氏、岑芝祖孙于死地。瓦氏临危不惊、镇定指挥，用“反间计”离间苏卢一伙，使邦相疑惧而袭击岑瓛，苏卢大怒，将邦相袭杀并焚尸。

    邦相刚死，原武靖州知州、因乱株连削职的岑猛次子邦佐潜回田州、与三弟邦辅勾引镇安府土司岑真宝、泗城州土司岑施、东兰州土司韦起云、那地州土司罗廷凤合兵，以攻打苏卢“弑主自立”为名进攻田州，欲夺位争立。三方形成鼎足之势。瓦氏沉着应战，合纵连横，暗渡陈仓分化来敌，收伏邦佐与韦起云、罗廷凤等人，以“驱虎吞狼”之计让苏卢袭杀了邦辅，然后围攻苏卢。此举不仅挫败了邦辅夺嫡篡位的阴谋，还将邦辅、苏卢死党一举诛灭，苏卢仅只身逃脱。之后，瓦氏又发狼兵支持邦佐平定大藤峡瑶乱，使邦佐重获朝廷复任武靖知州。经过一番殊死争战，瓦氏力克时艰，平定了内乱外敌，稳定了田州政局，充分展示出一位女政治家、军事家的机智勇敢与过人的胆色谋略。

    田州之乱后，瓦氏将幼孙岑芝（岑邦彦之子）抚育成人，辅佐他治理田州。后来岑芝应朝廷调征率狼兵赴海南平黎人叛乱，并在抗倭中战死沙场，在岑芝身后，长子大寿年仅4岁，次子大禄还在襁褓之中，瓦氏不得已又担负起抚育重孙的重任。在先后抚育两代遗孤期间，她成为田州实际上的女主政人，“凡州之利害，躬为规划”，倾心治理田州近30年，使地方安定，社会生产得到发展，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她的功绩之一。

    其次，她深明大义，忠于国事，无怨无悔。田州之乱，死伤数万之众，城廓毁坏。瓦氏主政田州后，一面鼓励民众发展生产，又重修田州城防；一面以祖传兵法训练勇猛狼兵，以保境安民、保家卫国。实事求是地说，瓦氏夫岑猛、子岑邦彦是给朝廷所派奸臣所害，但她并不怨天尤人，而是以国事为重，持续训练狼兵，将狼兵训练得更加英勇善战，以图抗敌卫国、保家安境。练强兵以安民保国，这是她的功绩之二。

    “田州之乱”前后，瓦氏曾两次亲率狼击败入寇归顺州、上思州交趾（安南）兵。“田州之乱”时，岑猛次子邦佐原承袭堂伯岑玘浔州府武靖州（在今桂平市金田至大藤峡一带）知州，因受父株连遭削职并流放福建漳州守边。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大藤峡瑶民侯公丁率众叛乱，邦佐请求南京兵部左侍郎兼总督两广军务的张经（后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准许他率狼兵平叛，获准，瓦氏即点2000多名精锐狼兵让邦佐率领。狼兵一举平乱，邦佐复为武靖知州。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海南诸黎之乱，朝廷又征调田州狼兵奔赴平叛，瓦氏即让岑芝率领狼兵赴海南平叛，历时4年平定黎乱。

    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荷兰、葡萄牙海盗入寇（明朝也视之为“倭寇”）海南挑动诸黎一起叛乱。此一役，田州狼兵攻杀倭寇数千，但最终因明军主帅驱使狼兵孤军作战，又不增予外援，致使岑芝和所率狼兵名被倭寇重兵所围，岑芝与数百精锐狼兵血战而殁。就在岑芝殉国的第二年，日本倭寇大举入侵江浙沿海，白发人刚刚送走黑发的瓦氏，含痛节哀，又以近六旬高龄毅然亲率狼兵远征抗倭，一片爱国忠心，可昭日月。

 

 

 

 

 

    瓦氏夫人最伟大的功绩是抗倭。参加抗倭战争是她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明朝建立以来，长期困扰朝廷的是“北虏南倭”。明朝的边防，主要防元。朝廷设“九边”，以重兵筑守长城诸隘，以防元朝残余卷土重来；而海防则主要是防倭。“倭”是自元末以来横行于东南沿海的海盗，其中有不少日本人，故称“倭寇”。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的胡惟庸案、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诛杀严世蕃，借的都是“通倭”罪名。

    “倭寇”来由。倭寇主要指明代的日本海寇，他们是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奴国”、“倭国”，故明代将这些日本海寇以及后来与之勾结的内陆中国人通称为“倭寇”。元末至明万历年间，一部分日本武人、浪人（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不断侵扰朱氏明国、李氏朝鲜沿海地区，前后历时达300年之久（从公元13世纪至16世纪）。倭寇曾经被归于海盗之类，但实际上其抢掠对象并不是船只，而是陆上城市。在倭寇最强盛之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倭寇的组成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还包括西方入侵者维京人和海上民族），只是由于这批海盗最初都来自日本，所以被统称为“倭寇”。

    明代的倭寇，以洪武年间（1368—1398）和嘉靖年间（1522—1566）为盛。洪武年间的倭寇，主要由元末战争造成人民的离乱以及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的余部入海两股势力形成，洪武帝朱元璋厉行海禁对他们进行经济封锁，引发沿海倭寇叛乱，史称“前期倭寇”。嘉靖年间的倭寇，也称“后期倭寇”、“嘉靖大倭寇”，主要也是由嘉靖年间的海禁政策引起的。

    “前期倭寇”。始于元朝初年，盛于明朝洪武年间。倭寇以日本海盗为中心，主要攻击范围为当时臣服于元朝的高丽（朝鲜）。由于先前臣服于元军的高丽军，在元世祖忽必烈两次进攻日本的军事行动中，对日本的对马岛、壹岐岛、松浦岛、五岛列岛等地的居民进行屠杀，因此前期倭寇以这些地区的残存者为主，对于朝鲜沿海进行含有报复式的海盗行为，目的一方面在于夺回被俘的岛民，一方面则在掠夺粮食以弥补因遭虐杀而下降的农业生产力。朝鲜史书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三地之名，称为“三岛倭寇”。后来日本进入南北朝的动乱状态，倭寇的活动也由于政府管制力减弱而加剧。由于前期倭寇对于日本与明朝、高丽贸易造成破坏，初成立的明朝政府对日本南朝发出讨伐倭寇的要求，随后敕封讨寇有功的南朝将军“日本国王”的称号。之后北朝室町幕府在南北朝合一后，由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再度进行讨伐，随后受封为新的“日本国王”。李氏朝鲜的开国君主李成桂因为讨伐倭寇有功，得到很大的声望和势力，后来进行政变，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之后随著明朝与日本间勘合贸易的盛行，以及对马岛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开放，“前期倭寇”也逐渐势微。前期的倭寇，是以日本人为主体，故被称为“真倭”。

“后期倭寇”（也称“嘉靖大倭寇”）。倭寇的根据地包括日本的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五岛列岛，以及中国、朝鲜半岛的沿海岛屿、台湾岛、海南岛。日本室町时代到江戸时代的海盗船通称为“八幡船”，这是由于倭寇以“八幡大菩萨”作为旗帜。荷兰人未到台湾之前，台湾也是倭寇的活动据点。在台湾活动的倭寇，是漳泉一带与日本方面有贸易的著名海商或海盗，不是日本人。15世纪半至16世纪，其活动区域为中国沿岸、东南亚沿海，成员以中国人与朝鲜人及荷兰人、葡萄牙人为主（日本人约占30%），被称为“假倭”。但据日本学者竹越与三郎《倭寇记》及当时佐藤信继《年记·河野氏家传》（河野是当时的濑户内海土豪）等资料记载，这次倭患，骚扰江浙沿海的日本人规模最大，有10万多人，日本人占十之七八，明人占十之二三，这次才是“真倭”入寇。

    此时期倭寇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是明朝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政权，迁都北京后，建文帝在南方的残余势力与日本海盗合作，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报复性侵扰，由于这些南方人体型上也比北方人矮小，所以沿用“倭寇”这名词来称呼由日本人与南方中国人所组成的海盗集团。而在元末，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滨海州县。洪武时，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经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宁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朱棣晚年，由于陆上北方威胁未除，南方郑和七下西洋以后，激增的海陆来往也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官方贸易，外商贸易货物称“朝贡”)，但倭寇未成大患。正统以后，因明代海防逐渐空虚，倭寇侵扰时能够得手，致倭患又起。到了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爆发了“宁波之乱”，加上稍早时，葡萄牙人入侵发生了屯门海战与西草湾之战，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海禁”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但也断绝许多自唐朝以来整个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渔业、手工业、造船业、贸易）的生计，致使贸易地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了“嘉靖倭乱”。

    二是明代中国的生产力增加，但却施行海禁政策。据《明史》载：“推其祸始，乃由闽、浙沿海奸民与倭为市；而闽浙大姓没其利，阴为主持，牵连以成俗。当时抚臣朱纨欲绝祸本，严海禁；大家不利，连为蜚语中之，而纨惊死矣。纨死而海禁益弛，于是宋素卿、汪直（又称王直）、陈东、徐海、曾一本、许恩之流争挟倭为难。自淮扬以南至广海万余里，无地不被其残灭，而闽祸始惨矣。”在后来的发展上，明人汪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汪直曾上书朝廷请求开海禁，被拒绝后，把基地设在日本的平户藩，以反对明朝海禁政策的南方中国人为基础，与日本人、佛朗机（葡萄牙）人合作进行走私，在“后期倭寇“中，很为知名。总的说来，嘉靖以前，倭寇侵扰限于部分地区，时间亦短，尚未成为明朝东南地区的严重祸患。

　　嘉靖以后，是倭寇活动加剧的时期。其原因有四：一、战争造成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大量破产和失业，大批武士、浪人、商人入海成为盗寇；二、由于日本商业的发展，大小藩侯的奢侈欲望愈益增长，对中国大陆各种物资和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三、日本室町幕府已名存实亡，无力控制全国政局，诸侯各自为政，尤其是南方封建主，将掠夺中国大陆视为利薮；四、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等，由于各种原因留居日本。其中有资本者“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成为嘉靖、隆庆年间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倭寇成员多为日本本土之人，除赤裸裸侵扰外，还利用中日间存在的“勘合贸易”载运货物和武器。

    而真正引发“嘉靖大倭寇”的，是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的“宁波争贡事件”，也叫“宁波之乱”。

    是年六月，日本封建主大内氏使臣宗设、谦导与细川氏使臣瑞佐、宋素卿（鄞县人），因“争贡”（争夺对明贸易），在中国土地上相互厮杀。宗设格杀瑞佐，又以追逐宋素卿为名，大掠宁波、绍兴一带，杀掳明朝指挥刘锦、袁琎等，夺船出海而去，此即震动朝野的“争贡之役”。此后，明朝政府要求日方惩办宗设及倡首数人，放回被掳中国官民，缴还旧有“勘合”，遵守两国所订之约，如此方许换给新“勘合”，继续贸易。日方没有答复这些要求，致使明朝厉行“海禁”，双方贸易实际中断。由是倭寇走私贸易猖獗，并伺机多方掳掠。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4年），倭寇由瑞安入寇台州，攻打杭州，劫掠浙江沿海。此时，明世宗（嘉靖帝）朱厚熜迷信道教，不问政事。首辅大学士严嵩专权，贪贿公行，致使吏治腐败，文恬武嬉。朝廷又实行“平时募兵，战时募将；太监督军，将无兵权”的政策，致使兵营出现“兵不操练，将不掌兵；兵不识官，官不识兵”的严重情况，国防松弛，粮饷不继，沿海士兵大量逃亡，战船锐减，海防设施久遭破坏，为倭寇活动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机。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6年），著名海盗集团许栋、汪直、徐海等人导引倭寇，聚于宁波境内，潜与豪民为市，并肆行劫掠。倭寇在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达数十万人，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朝廷派兵剿倭，屡战屡败，闻倭而逃，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倒悬于水深火热之中。被誉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嘉兴，灾难尤为深重。

 

 

    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倭寇大规模侵犯我国江浙沿海地区，海滨数千里同时告急。面对倭寇大举进犯，明朝廷却束手无策。在福建巡抚谭纶、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等领导下，东南沿海军民浴血奋战，抗击倭寇（瓦氏长孙田州土司岑芝与数百名狼兵即在海南抗倭中殉难）。危局突起，明朝廷诏令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各路兵马前往江浙抗倭。

瓦氏夫人墓为八棱柱形，墓壁有麒麟、纹虎、獬豸等石雕，墓前残留着数处享殿石墩。

 

    张经曾总督两广军事，深知广西狼兵勇敢善战，上奏：“冠强民弱，非藉兵不可。”于是，朝廷决定征调田州等地狼兵出征，“从总督张经奏，起原贵州总兵白泫及广西都司指挥邹继承芳，俱充游击将军，往田州、归顺、南丹、东兰、那地调狼兵五千人各帅至浙御寇。”（见《明实录·世宗肃皇帝实录》，嘉靖三十三年七月乙丑）。

    据《明世宗实录》载：“诏锦衣卫遣官校逮总督南直隶浙福军务右都御史张经及参将汤克宽，械系来京问。以侍郎赵文华劾其畏巽失机、玩寇殃民故也。倭自去岁据松江柘林、川沙洼二处为巢，纵横肆掠周围数百里间，焚屠殆遍，水陆兵无敢近者。本年三月初，广西田州土官妇瓦氏及东兰、南丹、那地、归顺等州狼兵六千余名，承经调治，狼兵轻慓嗜利，闻倭富有财货，亟欲取之，居民亦苦倭寇暴，朝夕冀幸一战。文华既至嘉兴，屡趋经亟檄狼兵剿贼。经曰：‘倭狡且众，今檄招四方兵，独狼兵先至耳。此兵勇而易溃，万一失利，即骇远近视听，姑俟保靖、永顺土兵至，合力夹攻，庶保万全。’……”（见《明实录·世宗肃皇帝实录》，嘉靖三十四年元月己酉）

    对于瓦氏应征的经过无多大争议，但她奔赴抗倭前线的经过和线路则争论颇多，也论述不清楚。经过考证，瓦氏进军的大略经过是：

    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八月下间，瓦氏接到征调诏令。此时，她已经58岁高龄，她的孙子岑芝刚战死海南不久，长曾孙大寿继袭岑芝职，次曾孙大禄年幼，皆不能胜任军职，便请求督府允许她亲自带兵出征。张经素知瓦氏精通武术，机智而有胆略，便准其所请，并授予“女官参将总兵”军衔。

    身负国恨家仇的瓦氏获准率兵抗倭后，怀着与敌决战，保国卫民的决心，率田州、南丹州、归顺州、东兰州和那地州等地狼兵总共6853人，战马450匹。瓦氏亲点随从女兵40余名及侄儿岑匡等24名勇猛家将随身。这支远征的狼兵，其中瓦氏田州狼兵4100名，狼目钟南、黄仁（岑大寿、岑大禄为挂名统领）；归顺州狼兵863名，狼目黄虎仁；南丹州狼兵550名，狼目莫昆、莫从舜；那地州狼兵590名，狼目罗堂；东兰州狼兵750名，狼目岑褐；战马450匹皆由田州调出。

    十月下旬，瓦氏狼兵在田州城誓师出发。狼兵自带军粮，登船至邕州（今南宁市，时因征交趾备有大战船）汇合，再乘大船东下梧州集结。十一月初途经藤县白马驿停驻数天，旬中到达梧州。十二月十四日，狼、官兵共6873名奉命出发，以帆船600艘载兵马顺江东下至广东佛山，然后逆北江、贞水至南雄郡；翻越大庾岭至江西赣州复下船，以舢板船600艘送至南昌；换乘400艘大赣船出鄱阳湖，过长江，经安徽，到江苏京口（今镇江市）南下大运河至丹阳（今江苏丹阳）。

    但想不到的是，对于经过数千里长途跋涉、穿越18个郡前来抗倭的瓦氏狼兵，丹阳县尹、豪绅却避而不见，居民闭门不纳。瓦氏只好率领狼兵离开丹阳，徒步直奔牛镇；常州府用民船将他们送至嘉兴，向张经总督抗倭大本营报到。此时约为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二月中旬。三月初一，瓦氏军受命复归苏州，苏州知府林懋举以“祖宗旧制”为据，不让兵马进城，瓦氏狼兵不得不在城外枫桥扎营。三月五日，瓦氏即被派往松江，三月十二日到达江浙海防第一门户金山卫(上海金山区金山卫境)驻防，成为各路客军中首先到达抗倭前线的部队。

    金山卫南临大海、西控浙界、北倚沙滩，倭寇自下八山，分舟可直捣浙直，故倭寇以此为主要登陆地，分犯江浙两省。瓦氏带兵来到抗倭前线，东南沿海人民久闻广西狼兵骁勇善战，名扬海内，视若长城，民心大振。总督大臣张经也在“选将练兵，为捣巢计”，准备一举剿灭倭寇，但因官兵屡败，士无斗志，只好“俟（狼）兵至，用之”，把取胜的希望寄托在瓦氏的援军上。瓦氏夫人一到，就被派驻金山卫，控制倭寇的出路，直指倭寇的巢穴，归属总兵官俞大猷指挥。十三日，俞大猷与瓦氏亲率精兵及广西狼兵夜袭普陀山倭寇老营，重创倭寇。瓦氏夫人初来乍到就给敌人一个下马威，狠狠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自瓦氏狼兵到来后，永顺、保靖等州的土兵也相继到达抗倭前线。

    四月初九日，倭寇3000余人突然侵犯金山卫，总兵俞大猷率军迎击，陷于倭寇重围，形势十分危急。瓦氏夫人闻讯，率狼兵纵马奔突冲击敌阵，杀得倭寇四散逃命，救出俞大猷，解了金山卫之围。此役勇将岑匡力战牺牲。

    四月十九日，倭寇集结精锐4000余人大举进犯嘉兴。此时广西永顺和保靖的士兵也刚好到达，张经指挥各路兵马，把敌人重重包围在王江泾(浙江嘉兴北)一带。瓦氏夫人一马当先，狼兵冲锋陷阵，“舞戟如飞，倭寇畏之”，纷纷抱头鼠窜。瓦氏部下“一兵年甫弱冠，独奋身冲锋，连杀七贼，众兵乘势追击，斩获数十，贼皆溃逃。”“十九日，贼分兵二万余人突出金山、独山，往嘉兴，俞大猷率瓦氏尾击……总督乃会同浙抚胡宗宪追贼至王江泾。”

   王江泾之战，一举歼敌3000余人，给倭寇以毁灭性打击，扭转了东南沿海的抗倭战局，取得了史籍记载“自军兴以来，称战功第一”的王江径大捷，明朝官兵也“自王江泾捷后，始有生气。”二十四日，敌人再犯金山卫，“白都司（白泫）率兵迎击，被围数重。瓦氏奋身独援，纵马冲锋，乃破重围，白得脱。” （清玉垒山人《金山倭变小志》）

    五月下旬，瓦氏夫人率军参加陆泾坝(江苏苏州境内)战役，又斩获倭首300余级，烧毁海盗船只30余艘，令倭寇闻风丧胆。

    瓦氏率狼兵到江浙抗倭，在东起上海县，西至嘉兴府，南自金山卫，北至姑苏城的广阔战场上，转战千里，大小恶战10余场。先后参加了柘林之战、盛墩之战、嘉善双溪桥之战、松江之战、昆山这战、陆泾坝之战、漕河泾之战等著名战役，狼兵英勇善战，锐不可挡。在战斗中，瓦氏夫人使用双刀杀敌，神速如闪电，锐不可当，致使倭寇疲于奔命，死伤累累，倭寇闻风丧胆。狼兵连连告捷，屡建奇功，鼓舞着人民的斗志。“花瓦家，能杀倭”的民谣在江浙沿海广为传颂，当地还留有“平倭墩”、大捷山等遗迹。

瓦氏英勇善战，大败倭寇的事迹广被传扬。其中明朝江苏人吴殳为赞颂她的英勇作战和剑术高超而写下的《双刀歌》最为有名：

    这首《双刀歌》是对瓦氏夫人骁勇善战的生动写照。

    明朝大学士、上海人张之象《和朱察卿江南感事诗》则是瓦氏夫人率狼兵日夜兼程，千里迢迢赶来血战疆场、英勇抗倭的真实写照：

    在抗倭战争中，由于瓦氏英勇杀敌，战功卓著，得到了嘉靖皇帝的奖赏。《明史》记载云：“（嘉靖）三十四年，田州土官妇瓦氏以俍兵应调至苏州剿倭，隶于总兵俞大猷麾下。以杀贼多，诏赏瓦氏及其孙男岑大寿、大禄银币，余令军门奖赏。” （见《明史》卷三百一十八·列传第二百六·广西土司二·田州）。瓦获得赏银三十两，彩缎三表裹；身为浙江巡按的胡宗宪虽然地位比瓦氏高，仅获赏银二十两，彩缎二表裹。可见嘉靖皇帝（明世宗）对瓦氏抗倭是满意和肯定的。

    但是，抗倭斗争的节节胜利，触犯了奸臣利益，引起朝中奸党极度忌恨。首辅严嵩派其义子工部右侍郎赵文华以“松江祭神”的名义，前来监军。赵文华与通倭太监汪直交好，他到来后，一方面指责张经抗倭不力，极力排挤；另一方面强令狼兵冒险出战。又故意泄露军情，倭寇集结精锐之兵，包围了瓦氏夫人，欲一举歼灭劲敌。瓦氏狼兵与倭寇展开殊死恶战，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进攻，瓦氏将士血染漕河泾。赵文华又阴令诸将不救，致使瓦氏狼兵孤军无援。“群倭围瓦氏数匝，杀其家丁数人及头目钟富。瓦氏披发舞刀，往来冲突阵中，所乘马尾鬃为倭拔几尽，浴血夺关而出，马上大呼曰：‘好将官，好将官！’尽愤，当时，诸将拥甲前救也。”（见张鼐《吴淞甲乙倭变志》）漕河泾一战，狼兵虽杀敌无数，但也造成了瓦氏夫人的狼兵头目钟富、黄维等勇将14名战死，狼兵伤亡损失甚为惨重。可见瓦氏浴血奋战处境之艰难。战后，上海县人民纷纷杀猪杀狗，犒劳瓦氏将士。

    抗倭战场上，瓦氏虽受到奸臣陷害和朝廷官兵的歧视，但她率领的狼兵军纪严明，部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深得当地民众爱戴，无不“箪食壶浆”，以迎义师。各地史志、名人多有记载。

 

 

    瓦氏夫人是一位名垂青史的巾帼英雄，她精通兵法，治军有方。尤其是她和狼兵在抗倭战场上英勇善战，大显神威的事迹广被传扬。然而，后世对她的武略、兵法记载不多，而且只散见于明清一些名人笔记中。

    前面说过，瓦氏抗倭屡战屡胜，除了狼兵精武强悍、勇猛无畏外，还极大地得助于《岑氏兵法》这部颇负盛名的、实战性很强的兵书。瓦氏夫人的阵法精髓“鸳鸯阵”，即由戚继光所吸收，著于兵法名篇《纪效新书》之中。她还将“鸳鸯刀法”传授给天都少侠项元池，为南北武术和中外武学的融合做出突出贡献。

    在抗倭战场大显神威，令倭寇闻风丧胆的《岑氏兵法》，流传于民间。笔者小时曾读过，但记忆不深。现从明人记述的抗倭战例中可窥见一斑。

    军纪严明。《岑氏兵法》“兵略”中载有“四不许”、“六斩”军律：“不许骚扰百姓，欺压人民；不许奸淫掳掠；不许马踏禾田；不许违犯军纪”；“不如令者斩，退缩者斩，逃走者斩，言恐众者斩，敌冲而乱者斩，敌以金帛遗地或争取不追蹑者斩”。（魏浚《峤南琐记》卷下）

    对于瓦氏的严明军纪，曾目睹他们英勇作战的浙江巡御史胡宗宪著作《筹海图编》及明清名人笔记《倭变事略》、《江南经略》、《张氏卮言》、《松江纪略》中均有记载：“妇女将兵，颇有纪律，秋毫无犯。”“严约所部，不犯民间一粒。”“骁勇善战，军令严明，一卒夺民食，即斩之，食尚在咽间。”由此可见，瓦氏狼兵虽不是正规军，却是一支军纪严厉、可死不可败的队伍。

    瓦氏同时也体恤士兵，在自带军粮、军饷菲薄的艰难环境中，常组织士兵在作战和行军间隙上山狩猎，改善大家的生活。至今还有两首民歌流传在壮族民间，反映着瓦氏对士卒的关爱。女唱：“阿妹送郎去远征，千叮万嘱要记清。晚上莫忘把被盖，日里莫忘扎头巾。”男唱：“阿哥出门去远征，阿妹在家要放心。瓦氏叫人把被盖，日里又叫扎头巾。”

    阵法独特。瓦氏抗倭以前，东南沿海抗倭诸军屡战屡败，究其原因，“战无兵法”是主要败因之一。田州狼兵虽然为少数民族土兵，但他们有传统的“岑氏兵法”。《岑氏兵法》中载有“阵略”，列战阵只有八种，称“天狼八阵”。其中有：

    天狼阵，列兵战场之法。“列军以天狼主帅，分旗点将分数司，狼目为将司旗。司领二十四旗，合五百五十二人；旗领三队，合二十三人，配正副将；队领三伍，每伍七人。”其阵法：“每司立二十四旗头，每旗一居前；其次三人，横列为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横列为第三重；又其次七人，横列为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横列为第五重；其余皆置两翼亦然，胜负以五重为限，若五重而皆败，则余无望矣。每旗二十三人，二十四旗共五百五十二人，皆精选之兵也。”

    五行阵，出征行军之法。“以五行五色旗分帅，天狼主居中军，前后左右皆卫，狼目将之。”“军帜分五色，以别行伍。”“设令帜数面，以帜色招令进退攻守。”狼兵称统帅瓦氏为“天狼主”，军队还使用有一种“狼话”（与现代壮话不同，但可与壮话交流）用于出兵作战，讲这种话叫“讲狼”（现在桂平的罗容、古城、金田一带还有村落流行，相传该村为瓦氏狼兵征剿大藤峡后的留守地）。

    七星阵，一伍之战法。此阵以“狼以七匹为伍，阵以北斗为形”演化而来，极为简明扼要。其内容：“七人为伍，每伍自相为命，四人专主击刺，三人专主割首与势。所获首级，七人共分之；割首之人，虽有照护主击刺者，但能奋杀向前，不必武艺绝伦也。”阵法特点是整体作战，7个人为一个战斗整体，既有专主击刺者，又有割首和护卫；各人击刺、割首、护卫分工明确。

    双龙阵，二伍之战法。是伍与伍之间互相配合，协力作战。“一人赴敌，则左右大呼夹击，一伍争救之。”每伍冲锋时，持枪者在前，执弩者在两侧守卫，持刀盾者相随，互相密切配合，锐不可挡。故瓦氏夫人用兵“能以少击众，十出而九胜”，“可死而不可败”。

    鸳鸯阵，三伍之战法。“三伍为一队，操演临战皆同”，“凡一伍赴敌，则左右伍呼而夹击，一队皆争救之，否则必论罪。”这一阵法，是倭寇神秘的“蝴蝶阵”的克星。倭寇的“蝴蝶阵”是置明军于死地的阵法，专门针对明军“兵无武艺，队无阵法”的混乱情况而创，其主要特点是较为灵活：“我走则众拢，群起而攻之，追之如蜂拥然。我若胜彼则奔去；我争割首而合围之。或于战时分兵绕出左右，先制胁后击尾；或诱我而四追兵至其营，但见其财宝不见其贼众，承我取宝而袭杀之。”（见《太仓州志》卷十五《海防议》）。这一兵法，对于军纪严明、讲究整体作战、协同作战的瓦氏军来说，显得毫无意义。郑若曾（浙江巡抚胡宗宪幕僚）所著《江南经略》高度评价：“狼兵此法，可以为用兵者之要诀，不可谓为夷见而不师之也。”此法可以说是抗倭诸军中最为先进的兵法，后被戚继光收录于所著兵书。

    武艺高强。狼兵的武艺向来闻名于世，统帅瓦氏的更是难有匹敌。她刀、枪、棍、戟、箭样样精熟，而她的“鸳鸯刀”可谓天下无故，所向披靡。《岑氏兵法》中“器略”所载兵器不多，也仅录8种：戟（天狼长戟、雌雄短戟）、刀（鸳鸯刀、柳叶弯刀）、枪（ 断魂枪、锁喉枪）、棍（囚龙棍、水火棍）、叉（三阳叉、二龙叉）、盾（铁甲盾、藤盾牌）、箭（穿心箭、连环箭）、镖（蝴蝶镖、金钱镖）。均为实用兵器，并配兵谱及拳谱、腿法等。狼兵以伍为战斗整体，一人长枪，二人单刀执盾，二人双刀或双戟，二人叉或棍，各人均另配弓箭并单刀或双刀，个个武艺超群，威武强悍，尤其精于“近身肉搏”及“以短降长”之技。

    此外，瓦氏军奖罚分明，“凡随军者，土司均奖赏其亲，殉职者均厚恤其家。”所以，狼兵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绝无后顾之虑，气雄志烈。瓦氏见到总督张经时，第一句便是铮铮誓言：“是行也，誓不与贼俱生！”她的精神风貌，即是整体狼兵队伍的士气体现。

 

                      浴血海疆的“狼兵”悲愤解甲

    瓦氏夫人率狼兵远赴抗倭战场，驰骋千里，历时近半载。时间虽不长，但大小十数战，屡败强倭，战功卓著，充分体现了广西各族人民抵御外敌入侵的爱国热情和英雄气概。

                      瓦氏夫人墓使用的一品官墓制“仁兽”麒麟石雕

                            瓦氏夫人墓的“镇邪灵兽”獬豸石雕

 

 

    但正当抗倭取得节节胜利时，海盗集团幕后黑手汪直以重金贿赂奸相（首辅）严嵩之子严世藩、义子赵文华，以阻挠抗倭。汪直原是朝廷宦官，喜领兵作战，曾提督西厂、锦衣卫，权重一时，后被放任南京御马监，他心有不甘，于是勾结倭寇贸易牟取暴利。眼见朝廷厉行海禁、大力抗倭，倭寇连连失败，便心生毒计，以救倭寇于覆灭之灾。

    于是，将瓦氏调来抗倭江浙的兵部尚书、总督浙直两广福建右都御史张经，即被赵文华、严嵩等诬陷下狱，不久即遭处死。赵文华又编造谎言诬陷瓦氏“愤不出兵”，“千里持粗粮来，而袖手无尺之功，何以见乡党”，以证明张经阻军畏敌与瓦氏狼兵惧敌不战。其后严嵩、赵文华向嘉靖帝谎报田州、东兰、南丹、那地诸州僮瑶作乱，让狼兵速速回乡平乱。又假传圣旨，褫夺瓦氏“女官参将总兵”之职，逼令瓦氏率狼兵离开浙境。瓦氏夫人满怀抗倭壮志却被逼半途而废，又闻僮瑶作乱，悲愤忧患而成疾，只得向朝廷“告假还乡”。

    此时，瓦氏所率狼兵及后期所征调的狼、土兵，分属于总兵俞大猷、参将卢镗、游击白泫、游击邹继芳、参将汤克宽各部，分驻泖湖、嘉兴、金山卫、闵行、乍浦五地。由于抗倭狼兵失去得力统帅瓦氏，狼兵或留或走，士气锐落，斗志大减。

    瓦氏夫人愤而生疾，悲痛班师。瓦氏回师后，倭寇复炽。由于朝廷中奸相严嵩把持朝政，抗倭战争时起时伏，又持续了5年。直至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奸相严嵩年老退职，徐阶为首辅大学士，扳倒严嵩、严世藩父子，并起用大批抗倭将领，如俞大猷、戚继光等人，又再次征招募广西狼兵抗倭。

    瓦氏夫人出于抗敌报国情怀，虽自己壮志未酬，但她心悬国难，她离浙时，将《岑氏兵法》留给了抗倭总兵俞大猷、参将（副总兵）戚继光。戚继光将官、土、狼三兵组合，并参照此兵法训练“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痛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经过数年连续征战，基本肃清福建、浙江沿海倭寇。

    嘉靖年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戚、俞二军再次合兵，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此后，直至100多年后的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七月才又有小股倭寇再次侵犯福建沿海，这是史书所见的最后倭寇记载。

此次瓦氏夫人远征抗倭，所率田州狼兵4000多名，回归时只剩不到2000名。瓦氏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七月初班师，从抗倭前线退兵。其他各州狼兵也陆续撤离战场回归故里。瓦氏狼兵辗转数千里，历尽艰辛，于十一月下旬回到田州。但田州等诸州均未有僮瑶叛乱，而是田州土目内讧仇杀。原来，严嵩、赵文华等奸党受汪直重金贿赂，为了将瓦氏狼兵赶离抗倭战场，故意制造叛乱。在瓦氏离开田州之后的数月间，矫旨将田州府复降为土司州后，还将田州分割成20个土司州，其中19个全部任命异姓土司狼目，这些异姓土司为争夺地盘，互相杀戮，造成了田州大乱，城毁屋颓，哀鸿遍野。

    昔日地域宽广、强盛无比的田州府，此时已变成了小小土司州，已无力在列强包围的刀光剑影中力克群雄。瓦氏知道此次是受奸臣所害，眼前的惨淡景象更令她忧愤攻心，口吐鲜血，昏阙于马下。

    尽管如此惨境让瓦氏绞心疼痛，也万般无奈，但她仍依旧例祭告祖先家庙，厚恤随军兵丁及家属，又斡旋争斗杀戮中的各州异姓土司。田州虽非昨昔强盛，但瓦氏雄风犹在，且有手中尚有近两千余抗倭狼兵在握，于是各土司州纷纷愿意归于瓦氏节制。此次“田州土目之乱”很快平息，州城渐渐恢复生机。但是，由于抗倭事业壮志未竟，州事又繁重恶劣，瓦氏积劳疾发，终至心力交瘁，于次年正月十五以甲子之寿病逝田州土司衙署。

 

 

 

                   扑朔迷离的“瓦氏夫人墓”

 

    瓦氏夫人生前勇冠三军、功绩昭彰，但由于她在抗倭中是朝廷勒令班师及狼兵在回归途中因无粮饷出现一些劫掠事件，而曾孙大寿、大禄又尚年幼无力，所以瓦氏死后境况相当凄凉。

    当时由于抗倭战场的广西狼兵被勒令撤军，回归途中，瓦氏一路尽杀战马分食才辗转数千里回归田州，其他土司狼兵回失去朝廷粮饷援助，又水土不服，贫病交加，不得不沿途劫掠充饥。因此，被抢劫的地方，州官郡守纷纷弹劾瓦氏纵兵劫掠。严嵩即矫旨要将瓦氏及亲属“拘捕拿问，严加惩处”。面对这种险恶形势，就连非常赏识瓦氏、已升任兵部尚书、总督七省军务的胡宗宪，也逼于奸相严嵩的显灼权威不得不奉命查办。

    胡宗宪(1512—1565)，字汝贞，号梅林，徽州绩溪(今安徽绩溪)人，汉族。明朝兵部尚书兼七省总督，著名抗倭名将。他虽与严嵩交好，但毕竟亲历抗倭战场，见瓦氏一门忠烈、浴血为国竟遭此大难，于心不忍；又见瓦氏曾孙大寿、大禄年幼无助，处境如此恶劣，为保住瓦氏一脉，他一边拖延查处，一边密令广西提督郎杜“便宜行事”，之后二人暗中改动王守仁的奏章内容，上奏谎称“瓦氏已逝，并无后裔”，甚至连瓦氏是岑猛发妻及生育子女一节也故意隐去。

                          瓦氏夫人墓的“雌雄双鹿”石雕

 

 

 

    瓦氏逝世后，田州土目莫董见大寿、大禄又年幼，岑氏势力弱小，便冒充岑姓后裔称“岑董”，勾结土目覃施，煸动狼兵乘丧作乱，欲袭杀大寿、大禄自立为田州之主。在这生死存亡之间，随瓦氏回归的狼兵头目钟南、黄仁誓死保卫大寿、大禄，又得广西提督郎杜率军驰援，才将莫董、覃施之乱平定。这样，在胡宗宪、郎杜的相助下，瓦氏避过了挫骨扬灰之劫，就近草草殡葬于田州城郊野外。一代女英雄生前威名赫赫，死后归于寂寞。

    此后，瓦氏夫人迁往他处二次安葬。到了明朝后期，边事频频，朝政动荡，又历经明亡清兴及南明“永历之难”、清初边乱、康熙“削藩”、乾隆教民起义等等诸多战乱及两百多年的风雨沧桑，瓦氏夫人的灵寝归藏也就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以至数百年来踪迹迷失于历史的苍茫迷雾中。

    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的历史上，率广西狼兵抗倭的瓦氏夫人可称得上是“巾帼英雄第一人”，她也无愧于“壮族女英雄”、“民族英雄”的称号。虽然朝代远去了400多年，但历史是不会忘记为中华民族的存亡做出重大贡献的英雄。199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部门向田阳县下达了寻找瓦氏夫人墓地的任务。田阳县博物馆经过多方调查，确定了      瓦氏夫人的原葬地在田阳县田州镇那豆屯附近，但遗骨在何处却无人知晓。

    瓦氏夫人的遗骨到底埋在哪里？这成了难解的历史之谜。

    对于瓦氏夫人归葬何处，民间传说诸多，但史志无载。这个扑朔迷离的历史之谜，在清代嘉庆之后就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较为流行的有三种：

    其一，殡葬广置疑冢，墓地不为人知。传说瓦氏夫人逝世后，岑氏宗族在田州司衙为她举行了隆重而又奇特的葬礼，制作了18副棺材，出殡时18队人马抬着18副棺材分别从4个城门出城，满城人谁也分不清哪一副是瓦氏夫人的真正灵柩，18副棺材出城后分散安葬在郊外的荒坡上，并且葬后不树不封，将封堆铲平不留半点痕迹。但此说不足为信，这多半出自演义小说中的推测猜想。

    瓦氏夫人威望极高，且岑姓氏族历来崇尚薄葬。近期迁移岑姓祖先东汉光武帝封舞阴侯岑彭的墓葬，陪葬之物极少；发掘、修复田阳“太婆地瓦氏夫人墓”也文物寥寥。况且，岑氏世袭土司一直延续至清朝后期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她又不是奸雄曹操，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何况当时田州处于风雨飘摇的恶劣境况，绝不容许将她这样盛大安葬。同时，岑姓也没有设置疑冢的相沿习俗，历代著名土司如岑瑛、岑璋、岑宜栋等墓葬，都是光明正大安葬，至今犹存。

    其二，墓葬迁回靖西，让瓦氏魂归故里。瓦氏夫人死后3年，岑氏家族按照壮族的风俗为她捡起遗骨，另选风水宝地举行二次墓葬。瓦氏夫人确是按当地迁葬风俗经过起骨迁葬的，但二次落葬后，她的遗骨安葬在何处却又成了历史之谜。按照当地的一些人传说，瓦氏夫人的遗骨已被迁回她的娘家靖西安葬了。可是在靖西县至今也没有发现瓦氏夫人的二次葬墓。

    其三，城外就近安葬，墓茔在“地太”。相传瓦氏夫人墓逝世后葬于田州城外的太婆地，壮语叫为“地太”，也就是“太婆的地方”（在今田阳县田州镇隆平村那豆屯东北面的岑氏墓地）。这座墓葬位于一大片平坦的田地之中，规模较大，墓前有华表、石狗、石狮及墓碑。

    此处目前存留的“太婆地瓦氏夫人墓”，是清朝中期修复的（近年重新修葺过）。墓区占地面积860.2平方米，墓前正中立有一碑，上面有楷体正书“前明嘉靖特封淑人岑门十六世祖妣瓦氏太君之墓”，下书“钦赐四品田州知州袭云骑尉又一恩骑尉军功加二级二十六世裔孙煜立，嘉庆拾年岁次乙丑仲夏月中浣谷旦”。根据碑文，这座墓碑是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乙丑月芒种日（即公元1805年5月6日。当年乙丑仲夏月即农历五月，中浣是中旬的别称，而谷旦指芒种之日，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古人是称“麦谷”为芒种），由瓦氏夫人的裔孙田州知州岑煜刻立的。墓碑的原件，现存于田阳县博物馆。

    有人认为其夫岑猛曾任官指挥同知，是从三品官员，所以瓦氏墓碑上才可能有此“淑人”封号。其实，这是因为后来瓦氏夫人墓葬失踪，后裔复立时揣测刻立的（“特封”、“淑人”等均不合墓制）。由于此墓规模较大，又有清朝岑族后裔州官碑记，所以一直以后被认为是瓦氏夫人的归藏之所。

    但凡到过位于田阳县城郊那豆屯的“瓦氏夫人墓”者，都可以看出，此处地势一马平川，前缺案后无主。按照古代堪舆学的观点，这里的“风水”就不是太好。作为明代田州三代土官真正“掌印人”的瓦氏夫人，而且获得朝廷诰封“二品夫人”，她的家族当时在右江流域又是富甲一方的大族土司，为什么他的家人选择墓地却连普通农家也不如呢？这里面显然是大有文章，而且肯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谜底。

 

 

     瓦氏夫人的真正陵墓在哪里呢？

    据流澜岑族世代相传，瓦氏夫人墓在田州城外“瀑布山奶奶坳麒麟山”的石穴中，是岑氏宗族的另一处“石壁祖母墓”。“地太墓”是她过世殡葬地，迁葬后保留“衣冠墓”以资纪念。1995年3月，田阳县在那豆屯“地太”兴建了瓦氏夫人纪念陵墓，墓中已无衣冠和遗骨。这是此说的佐证。

    田东县（当时属田州府辖地）布兵镇有座剥布山，逶迤数百里，山势雄壮，宛若龙腾虎跃。山中一处山坳叫“奶奶坳”的地方，风水家称之为“麒麟官印”。据当地村民介绍，这一带的山叫剥布山，“剥布”壮语是“泉口”的意思。山上有4座大型的明代古墓，其中两座在风门坳：一座叫陆夫人墓，陵园规模宏大，墓道前还残留着许多像真人一样大小的石人石兽等雕像；另一座不知姓名。另外两座在交奶坳，也不知墓主为谁，其中一座规模甚大。其中的两座特别大，墓道立有石牌坊，两边各有真人大小的石雕文官、武将各10对，后而立有石狮、石马、石兽（獬豸）石狗两列直至墓台，台上有座大型石亭。

    其中一座大墓相传为“陆夫人墓”，位于布兵镇保利村剥布屯西面一个名叫都仑（壮语意为“风门”）的山坳上。都仑坳（风门坳）相传有一个当年风水先生起的地名叫“朝天蜡烛”。沿山坳而上是古墓道，山道险峻，道旁横卧着许多残缺不全的石人、石狮、獬豸、石马、石狗等。石人的脑袋已被砸掉，但是身躯仍相当完整，服饰是明代的武将、文官，雕像刻工细腻，造型丰满，给人一种气宇不凡的感觉。坳上两个古墓，墓台基座虽依稀可辨，但坟墓只剩下一个土堆和一块字迹模糊的墓碑。当地传说陆夫人是“岑将军夫人”，至于是那一位“岑将军”则不清楚；后另一座古墓无碑记，墓主不明。

    交奶坳（“交奶”壮语的意思是“奶奶坳”）也有两座古墓，其中一座在交奶坳旁的谷布坳上。“谷布”壮语是“泉源”的意思，这个古墓所在的山坳下面恰好是香水河的河源。村民说，香水河为地下河涌泉而成，源头处晨昏烟雾弥漫，散发着氤氲馨香，故称“香水河”。古墓受破坏严重，墓地上只剩下墓基台阶和石亭残柱。山路古墓道的草丛散落小狗般大小的石狮子，以及一些石人、石兽的残片。由此看来，这个古墓的规模也相当宏大。

    交奶坳的另有一座更大型的古墓。“交奶坳”因葬下女土官而得名，此地还有一个风水先生起的名字叫“麒麟印章”，因为它的背后有一座状如麒麟官印的靠山，故俗称“麒麟山”。交奶坳古墓四面群山拥抱，左有青龙（副山），右有白虎（副山），墓前山下有一片开阔的如毯铺展的草坪，外明堂是一个广阔的盆地，山河如画，九曲洄澜的香水河蜿蜒其中。墓地左边就是香水河的源头，源头泉水源源不息涌流而来。墓的对面三叠朝山如屏，右边水口石山如华表耸峙，关锁严密。按照传统堪舆学的说法是一处“贪狼入局，水缠玄武，金城水绕”的难得“风水宝地”。

    但令人不解的是，此古墓不论从墓制还是造型来看，都很像是一个男土官的陵园，尤其是“莲瓣卵头”石柱雕刻更为明显。然而细看墓壁石雕却非常特别，古墓正面墓壁上的浮雕，刻的是一个端坐太师椅的贵妇人，贵妇人的右侧站着一名手捧官印的丫环，左侧还有一名打着大罗伞的女兵。其余的浮雕分别为麒麟、纹虎、翼马、灵兔、芝鹿，麒麟和灵兔浮雕各有两面，每一面浮雕的形象都非常丰满、飘逸，是典型的明代官造浮雕。

由此看来，墓主人无疑是个身份显赫的女将官，并且得过皇帝赏赐的黄罗伞，官位应在二品以上。因为按照明清两朝的官制，武官二品以上才能使用麒麟作装饰，官员服饰、墓葬均依品而用，违例逾制者是要被诛杀的。

    明清两朝的官服、诰封有严格定例，墓制也大体相同。文职官服补子上绣鸟：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水鸟（体型大于鸳鸯而色多紫，又称紫鸳鸯），八品黄鹂，九品练雀。武职官服则绣兽，次第为：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文职官服上的饰鸟都是常见的吉祥鸟、观赏鸟，当然有祝福之义。武官服上的饰兽，都取自于深山大海中的威猛之兽，自然对武官有褒扬之意（惟有一品麒麟取材于传说，称为“仁兽”，象征意义也十分明显）。这些官服上的服饰隐含着对文臣武将寄予“安邦定国”的厚望。墓葬也按此品级严格区别，禁绝谮越逾制。墓丘规制，则帝王为圆形拱顶，一品、二品为八面棱形，三品至六品为六面棱形，七品至九品为四面棱形，缙绅士民均为圆锥形。

    广西土官的级别一般只是四品以下，被封为二品以上的女土官只有瓦氏夫人一人而已。这座有“麒麟”为墓制、雕饰精美的八面棱形古墓，是否就是瓦氏夫人的陵墓呢？难道这就是瓦氏夫人的二次安葬的遗骨归藏之墓？但是，为何这个墓园却似是男官陵墓的陵园墓制？又为何能够饰以一品“麒麟”墓制？

 

 

 

    汉语“瀑布山”，也就是壮语“剥布山”的谐译音。剥布山交奶墓不仅是瓦氏夫人陵墓，而且是其夫妻合葬墓。这座墓园最初是瓦氏为太夫岑猛修建的，所以它的外观墓制和造型，都是一座男土官形制。但为何墓雕有贵妇女官浮雕与“麒麟”呢？

原来，瓦氏夫人墓葬迁移时，并不是迁回靖西故里，而是迁来剥布山与丈夫合葬。

    瓦氏夫人是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正月病逝的。朝廷对她的封诰并不是在她死时给予的，而是隔了10多年才诰封的。所不同的是，瓦氏夫人取得的诰封先是她自己以战功取得，后又由子孙功绩而晋封的。而有论者（甚至包括清朝的岑族后裔）认为，因为按朝廷墓制，瓦氏丈夫岑猛授官从三品的指挥同知，应是获 “淑人”诰封，故太婆地瓦氏墓称以“淑人”。此说是谬误的。

    古代一品至五品的官员称“诰”，六品至九品称“勅”。明清时期形成了非常完备的诰封制度，一至五品官员授以“诰命”：一品是夫人，二品也是夫人，三品是淑人，四品是恭人，五品是宜人；六品至九品授以“敕命”：六品是安人，七、八、九品皆是孺人。如果“九品诰封”是因为子孙的功绩而封夫人的，要前面加“太”字。夫人从夫品级，故世有“诰命夫人”之说。诰命夫人跟其丈夫官职有关，有俸禄没实权，是荣誉职衔。对于墓制，一品至五品的官员称“诰命”、“诰制”，六品至九品称“敕命”、“敕制”。文字一般都用“锡之诰命”、“锡之敕命”，诰和敕用不同的玺印。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监察御史邹应龙上书弹劾严嵩、严世藩父子，奸相严嵩随即被罢免，首辅大学士徐阶以通倭罪名，说严世藩私结倭寇，将其下狱，不久流放到海南岛。胡宗宪也被视为“严党”下狱，不久以“假拟圣旨”罪处死。同时，徐阶“国难思良将”，大批起用和奖赏高拱、张居正等抗倭主战派和重用俞大猷、戚继光等将领，继续开展抗倭。并让俞大猷、戚继光等人上奏朝廷，为张经平反，又请诰封为抗倭作出重大贡献的瓦氏，以此收买人心，继续征调广西狼兵远征抗倭。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嘉靖帝驾崩，隆庆帝立，一代名臣张居正为首辅大学士，逐步施行新政、解放“海禁政策”，又由于官兵、狼兵、土兵的英勇杀敌，剿抚并举，倭寇渐渐平息。倭寇平定，朝廷论功封赏，戚继光擢升蓟辽总兵“移兵北上抗虏”，瓦氏夫人被追诰“二品夫人”。

    但是，按此诰封瓦氏是不能谮越一品才能使用的“麒麟”墓制的。据祖传，瓦氏夫人墓坤山艮向，碑刻文是“皇明显考钦授从三品指挥同知世袭田州府司岑门曾祖讳猛、显妣钦授女官参将总兵诰命从一品夫人老太君讳瓦氏之墓”。墓制碑文27字，阴数（单数），属火。“显考钦授从三品指挥同知世袭田州府司岑门曾祖讳猛”、“显妣钦授女官参将总兵诰命从一品夫人老太君讳瓦氏”同列二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瓦氏夫人曾孙岑大寿、岑大禄当年衔命随曾祖母一起抗倭，后来岑大寿又应朝廷征调，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率狼兵平定大藤峡瑶乱，恩授承袭武靖州知州；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秋瑶乱复起，大寿死于平瑶战事。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岑大禄应朝廷征调率狼兵两千多人平定桂西北诸僮瑶之乱，叙功授任田州府知州。大禄追思曾祖母功德，上奏朝廷请求国葬瓦氏。朝廷感于田州岑族自永乐以来，洪熙、宣德、嘉靖、隆庆诸朝，田州知府岑永通、岑祥、岑绍等率狼兵抵御交趾（安南）入寇，而岑芝等率狼兵抵抗荷兰人、葡萄牙人入寇海南，岑匡、岑褐等抗倭于江浙，岑邦佐、岑大寿等平定瑶乱，皆殉于国事。朝廷即以岑门“世代忠勇为国，勋烈尤著”，追诰瓦氏为“从一品夫人”，赐以“忠贞保国”、“勋垂南疆”牌匾，恩准国葬。瓦氏夫人由此得以使用“麒麟墓制”，这是朝廷对瓦氏夫人生前为国家建立功勋的充分肯定和最高奖赏，让她死后备极哀荣。于是，瓦氏夫人以正妻身份与丈夫岑猛合葬于剥布山（麒麟山）交奶坳。

    剥布山是一个大型的陵墓（帝及王之墓称陵，土司实则土王，故称陵）园区，从残存的墓园来看，这4座山坳古墓都是明代墓制。陵墓规制宏大壮观，有陵享祠、棂星门、牌坊、功德碑、石像生等石雕建筑。从目前发现的3个山坳遗存的4座古墓的规制，即可见当年陵墓的规格之高。瓦氏墓为八面棱柱形，八面墓壁上刻有麒麟、纹虎、翼马、灵兔、芝鹿等浮雕，原来还有墓亭、墓道、石人、石兽等众多石雕。从田州各处的历代墓葬来看，能占据这样的“风水宝地”、建筑这样高规格墓制与规模宏大的陵园，也只有历代为田州土司的岑氏家族。据专家估计，剥布山墓园应是岑氏土司墓园区之一，应包括岑猛、瓦氏夫妇及岑芝、岑大寿、岑大禄等陵墓。墓园规模宏大，墓道、墓碑、墓壁、石像生等皆勒石而成，工程浩大。

    交奶坳和谷布坳陵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坏在1958年修筑香水河水坝时，各墓的石碑、石栈、牌坊石条及陵园的大部分石材，大都被取为基石埋在水坝底下。埋葬以这里的墓主真实身份，将来发掘这些坝底墓碑时，必然会真相大白。

    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广西壮学会顾问梁庭望教授曾来广西参加“壮学丛书”出版座谈会，于2003年1月8日登上了“交奶坳”，在女土官墓前细看了刻有贵妇人坐像的浮雕，并向陪同考察的县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了解布兵镇明代是哪一个土官的领地，当他知道布兵镇是从古田州城所在地祥周镇新分出来的乡镇时，即认为：明朝右江流域上林、泗城、上隆这3个土县土州都出现过女土官，布兵镇属于田州领地，这就排除了这个古墓是其他女土官墓地的可能。至于墓壁的浮雕，很有壮族特点，特别是“鳄头蛙”浮雕更是全国罕见。浮雕刻工精美，艺术水平很高，这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很不一般。他认为，交奶坳上的女土官墓基本上可以认定是瓦氏夫人的二次葬墓，如找到墓碑或知情人就完全可以确认了。此说与谱载不谋而合。

    另据《广西政协报》副总编农超与谢寿球载文，说在采访剥布山时听岑氏家族陵墓守护人岑笃益介绍：他小时候年年跟随叔父岑世杰到布兵镇祭拜剥布山祖坟，亲眼见过古墓的原样。交奶坳的太祖婆墓和陆氏夫人墓的规模较大，但是只有交奶坳太祖婆的墓雕有麒麟，其余的墓雕是狮子、马等动物。那时的祭拜仪式非常隆重，主祭地设在交奶坳的太祖婆墓下的草坡上，谷布坳和都仑坳的3座古墓是陪祭墓。叔父说，太祖婆是从田州移葬过来的，她老家在靖西，风水先生找墓地时沿着她老家的龙脉找过来，发现交奶坳是龙头，就把太祖婆移葬在交奶坳上。老人们都说太祖婆就是瓦氏夫人。这是谱载的另一佐证。

    剥布山下还有众多与古墓有关的古迹：交奶坳下有个观音岩，岩洞幽雅灵秀，深处隐约可闻水声；洞内屋宇、殿堂、祭坛等痕迹仍依稀可辨。据当地一些老人说，这个岩洞古时叫“母娘岩”（“母娘”是壮族群众对有地位的妇女的尊称），供奉的神祇叫“母娘”。每年正月十五，上万名附近的群众都聚集这里举行大型的祭祀和歌圩活动。民国后“母娘岩”才改为供奉观音。由此看来，这个母娘岩即是传说中的另一处“石壁祖母墓”，也就是交奶古墓女主人的供奉祠。

 

 

在中国历史上，民间传说的女英雄并不少。但壮族抗倭女英雄瓦氏夫人与传说故事中的女英雄花木兰、佘太君、穆桂英等人不同，她是明代一个活生生驰骋于抗倭疆场、浴血卫国的女将军，是历史上惟一一位抵御外来侵略、名垂青史的民族女英雄。她在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瓦氏夫人两次亲率狼兵抗击交趾（安南）兵入侵，尤其是在倭寇入侵我国东南沿海的危急关头，不顾年近六旬高龄，带着年幼的重孙，义无反顾地统帅田州几千名壮族将士，辗转五省，远赴千里之外的江浙抗倭第一线；为了抗倭卫国、杀敌立功，她置生死于度外，手握双刀，驰骋疆场，“十出九胜”，表现了爱国主义的大无畏精神；在战场上，她与狼兵同甘共苦，与土兵及朝廷官兵紧密配合战斗，取得了史籍记载“自军兴以来，称战功第一”的王江径大捷；在战场中，她以“誓不与贼俱生”的气概冲锋陷阵，连歼强敌，打破了倭寇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保国安民立下了赫赫战功；她的战场英姿，被描绘为“女将亲战挥双刀，成团雪片初圆月；麾下健儿二十四，雁翎五十各翕忽”，“花瓦家，能杀倭”的民谣颂歌，到处流传。她所处在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危难、需要英雄而产生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让时代英雄建立功绩、赢得后世景仰和颂扬时代。

    瓦氏夫人的抗倭壮举，有着数百年保家卫国的优良传统。而她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和英雄业绩，不仅激励着亲族后裔代代相承，以“抵御外侮”、“保边卫国”为职责，可谓精忠报国、一族忠烈；而且激发了一代又一代的广西各族人民前赴后继忠于国事、保卫国家，并将民族英雄之魂与爱国主义精神融为一体、发场光大。在明代历朝的抗倭战争中，涌现出不少狼兵将士英勇抗倭的雄壮业绩。如东兰土司韦正宝、韦虎臣、韦起云，三代前赴后继率领壮族狼兵前往闽粤江浙一带抗击倭寇，屡建奇功，被誉为“韦门三虎”，其中勇将韦起云就是跟随瓦氏夫人奔赴抗倭战场英勇杀敌的一位民族英雄。延至清朝后期，桂西西林岑氏“一门三总督”的岑毓英及弟岑毓宝、子岑春煊等，先后率兵赴云南平定滇乱，后参加抗击英法联军及八国联军侵略、出关击败法越联军入侵、驻守台湾抵御日军入侵等等卫国战争，均战功卓著，名扬朝野，成为一时豪杰。这些事迹数不胜数，但无疑都是瓦氏夫人爱国精神和英雄业绩的延续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