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仲淑在宋仁宗皇祐年间随狄青对侬智高的作战中建有丰功伟绩，本人在《否定岑仲淑就是篡改广西的历史》一文中，已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对岑仲淑这个人物，侬智高方面和民间都有所反映。比如越南高平的侬智高庙的横额和对联、侬智高传诗，都把岑仲淑作为最重要的敌人，侬智高还训示侬姓，今后不准与岑氏通婚等。在对侬智高作战中同样立有功绩并受封上映州的许氏，在其族谱中，对岑仲淑参战和受封的情况也有记载。然而对岑仲淑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宋代及其后的官方史志中却少有记载，形成极大的反差。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本人在此试加以分析。

    一、余靖怀恨岑仲淑，对其打击报复。

    侬智高攻破邕州后，沿江东进，一路破州县，官军无法阻挡，直围广州。围而不克，转而向西北返回广西，随即攻破昭州（今平乐），大有北上进入湖南之势。此时，有大臣议奏：再不发重兵镇压，岭表（指岭南的广东、广西）就不再为宋朝所有了。此时仁宗着急，便命余靖知桂州，经制广南东、西两路贼盗。过不久觉得不够放心，又命孙沔挂帅。此时有宰相庞籍推荐枢密副使狄青，而狄青又自告奋勇，上表决心。仁宗大喜，于是命狄青为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东、西路经制贼盗事。余靖、孙沔皆受狄青节制。当时余靖对战胜侬智高缺乏信心，曾向仁宗建议联合交趾李德政打击侬智高，而狄青认为不妥，后患无穷。仁宗采纳了狄青的意见，推却了交趾兵。由于镇压侬智高的军队是由三方面人马组成，实行统一指挥，是致胜的必要条件。因此狄青曾下令，在没有作好部署前，不准与敌交战。可狄青还未到达宾州前，余靖为了争功，竟下令广南西路铃辖陈曙领兵八千多人与侬智高叛军战于金城驿，结果大败，损兵二千多人。狄青领兵到宾州后，知道出了这个问题，于是即召集各路将领于帐下，宣布陈曙的罪状，命推出去斩之。孙沔和余靖皆大惊失色。余靖还下拜检讨自己节制不力，孙沔又为余靖说了好话，才没有追究余靖的责任。自此，全军上下步调一致，纪律严明，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为打胜归仁铺一仗打下了组织纪律基础。斩陈曙这一招，自然是作为狄青军师的岑仲淑出的主意和建议，此事在广西《岑氏族谱》第498、499页《镇安府历代知府小传》——仲淑传中曾有记载。斩陈曙对余靖来说，自然是忿恨难平，对狄青他无可奈何，对岑仲淑情况就不同了，他要想方设法进行报复。

    1、《平蛮三将题名碑》不给岑仲淑题名

在桂林龙隐岩有一块碑，叫《平蛮三将题名碑》。这块碑有人说是狄青班师回朝途径桂林时所刻，这是极大的错误。有这么几点可以说明不是狄青所书刻：第一，碑文中有“狄公”二字，狄青不可能把自己称为狄公；第二，碑文说“四月，又诏以青为枢密使。”狄青途径桂林时还没有这个诏命；第三，该碑所刻将官名字，第一将狄青下列10名，第二将孙沔、石全彬下列9名，第三将余靖下列14名，厚此薄彼，不是狄青所为；第四，第三将余靖下列有朱寿隆名字，据《宋史列传》载：寿隆，擢提点广西刑狱，岭外新经侬寇，云云。”其官广西，似在侬寇平后，该碑把寿隆名字列上，“实预平蛮勋也”，只有余靖才会这样做。由此可以判定此碑也为余靖所书刻。那末是什么时候书刻的？应是在侬乱彻底平定后，也就是归仁铺战役二年后，余靖从邕州回到桂州仍履知桂州职后所刻。这块碑十分重要，上面刻了参加平定侬智高叛乱的宋军主要将领名单，是后来史志人员记述平乱人物及其活动情况的主要依据。归仁铺一仗就把祸害极大的侬智高叛乱彻底打垮，应该说岑仲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这位很有份量的人物，由于余靖对陈曙被斩怀恨在心，自然不会把岑仲淑的名字刻在《平蛮三将题名碑》上，这就是史志对岑仲淑少有记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2、越俎代庖。余靖不给岑仲淑放权，限制其职权发挥。

    归仁铺战后，宋仁宗诏命岑仲淑为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都督三江诸州兵马事。在广西《岑氏族谱》中，都督兵马有几种提法，宜以“都督三江诸州兵马事”这一提法比较准确。所谓“三江”，似为左江、右江和红水河。这三江地区正是宋朝邕管四十三洲、五县的羁縻州、县地区。所谓沿边溪峒，指的也是这些羁縻州、县。这样，都督三江诸州兵马与沿江溪峒军民安抚使两者所涵盖的地区便是一致的。三江诸州兵马或羁縻州县兵马不是朝廷官军，而是羁縻州县自己的地方部队，亦称民兵。都督就是这些羁縻州县地方部队的总管。安抚使的职责是维护本地区的治安，经制贼盗，指挥地方部队配合官军对叛乱和外来侵略进行镇压和抵抗，维护边境安宁与安全。岑仲淑把自己安抚使和都督的总部驻在邕州。与此同时，余靖根据“经制余党，侯处置毕，仍还桂州”的诏令，仍屯邕州。这样，岑仲淑与余靖在邕州不同的帅府共事约两年多。由于余靖的官职高，对岑仲淑又怀恨在心，所以对岑仲淑的工作肯定不会支持，该放权的不予放权，甚至包办代替。两年后余靖回到桂州，但乃留在广西，仍是广南西路安抚使，岑仲淑的工作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在这期间，狄青在枢密院虽任枢密院使，但因受到守旧和邪恶势力的围攻，处境也很艰难，他对岑仲淑的工作也很难予以关怀和照顾。四年后，狄青离开枢密院，判陈州，抑郁过度而染病，不久即去世。设想一下，如果狄青任枢密院使受到尊重并且健在，余靖不能不敬畏几分，他要限制和打击岑仲淑也不能不有所收敛，那样对岑仲淑开展工作、树立威信和增加知名度是有利的，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狄青过早去世，使岑仲淑失去了知己和依靠。所以岑仲淑在邕任职的前四、五年，基本上是有名无实，而岑仲淑根据自己的处境，抱着低调的态度予以应付，不计较名和利。这就是为什么上映州许氏族谱对岑仲淑的职务有“代统”的说法。直到余靖离开广西到别的地方任职后，岑仲淑的工作处境才有所好转。这是史志对岑仲淑少有记载的第二个原因。

    二、岑仲淑在邕任职期间，沿边溪峒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较稳定，没有突出的事件发生。

    侬智高叛乱平定后，宋仁宗对沿边溪峒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原来的羁縻州县首领，一律由蛮夷酋长改由平乱有功的汉人担任，但世袭的制度不变，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土司制度。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加强团结，戍边守土，发展生产，增强与内地的文化交流，革除陋习。他们所拥有的民兵部队，接受沿边溪峒安抚使的统一指挥，保障边境的安宁。归仁铺一仗。振了宋朝的军威和国威，交趾和蛮夷也不敢轻举妄动。岑仲淑在余靖离开广西后，恩威并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深得民心，没有突出的重大事件发生，所以这一历史阶段也不太为人们所关注，岑仲淑在这一阶段的史实少有记载，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上几点分析说明：对岑仲淑其人史志少有记载，是有其特定原因的。不能因史志少有记载就否定其人。一个对历史有贡献的人，只要深入下去，总能在官方和民间找到一些与其人相联系的痕迹，把这些痕迹加以梳理分析，就能把其人的概貌呈现出来，还一个历史的真实。

                                                2009年秋于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