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家梧（海南）

岑家梧(1912～1966年 )

海南澄迈人，1912年生，1931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留学日本。先后在中山大学、西南联大、贵州大学任教。1953年调入我校任教。1966年受迫害不幸去世，享年54岁。其人生和学术生涯虽然短暂，但他却以惊人的速度写出了逾百万字具有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在他所涉史前艺术史学、艺术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重大的建树，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学界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严学宭、岑家梧两位教授对土家族、毛南族、仫佬族等民族成分的调查识别、对海南黎族、苗族社会调查情况、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文字创建工作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卓然大家岑家梧

岑家梧致函陈序经手迹

岑家梧先生1946年在北京长城留影。（资料照片）

  在20世纪文化中国的版图上，陈序经和岑家梧都占有不应忽视的位置。

  艺术史、原始社会史、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水族与水书、汉族民俗、黎族社会经济……徜徉于这些领域的研究者，都不能回避岑家梧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也正是因为这些贡献，岑家梧成为高挂在中国文化天空的一颗星辰。

  在他54年的有限生命中，每一段经历无不写满传奇。

  年少成名

  岑家梧，对大多数公众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人们必然不会忘记他。

  艺术史、原始社会史、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水族与水书、汉族民俗、黎族社会经济……徜徉于这些领域的研究者，都不能回避岑家梧所做的开创性研究。也正是因为这些贡献，岑家梧跻身大师之列，成为高挂在中国文化天空的一颗星辰。

  通过周边的明星，很容易找到岑家梧的定位。

  “南岑北费”，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流传的一句话。“北费”，指的是费孝通，1936年，年仅26岁的他根据对故乡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写就著名的《江村经济》，成为人类学中国化的开山之作。“南岑”，就是从海南走出的岑家梧，他同样在1936年，年仅24岁时写出《图腾艺术史》《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三部专著并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举名动学界，成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宗师之一。直到今天，其中的《图腾艺术史》仍然是我国研究古代社会图腾文化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学术专著。

  另一位常常被拿来和岑家梧并提的大师是陈序经。因为他们同为海南老乡，也许更因为他们同样学贯中西，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海南大学教授李鸿然说，在20世纪文化中国的版图上，陈先生和岑先生都占有不应忽视的位置，都是“海南走出的文化大师”。在岑家梧50多年的生命中，他以惊人的速度写出了逾百万字具有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在他所涉史前艺术史学，艺术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都有重大的建树，“其用功之勤和硕果之多，令人惊奇。”

  卖文求学

  岑家梧1912年出生于海南省澄迈县永发镇岑后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从这个生命的起点到成长为一位学者，走上从事学术研究的道路，对于岑家梧来说实在是一个奇迹。

  在岑家梧的长子、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岑龙的记忆里，小时候父亲给他们讲述自己身世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也是岑家梧在家人面前唯一一次详细谈到自己的身世。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岑家梧已经是中南民族学院的著名教授。有一天，他带着全家人去高级西餐厅聚餐，却自己在家用玉米面做了饼带着，全家人就着西餐吃玉米面饼，惹得餐厅的服务员不时用奇怪的眼神瞄着他们。儿子忍不住提议：回去吃饭，不要在这吃了。一贯温文而雅的岑家梧当场发怒，一言不发往回走。到了家里，他把两个儿子叫到院子里，一家人坐在菜地旁，清凉的晚风送来花香和湖水的气息，岑家梧慢慢讲起了自己的身世，沉浸于往事之中，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岑家梧的故乡澄迈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小农之家生活幸福，其乐融融。他天资聪颖，从小爱读书，每天鸡一报晓就起床读书，在乡里有文名。但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相继去世，家境顿时衰落。

  好友王峯在为岑家梧1933年出版的文学作品集《过去》写的序里提到：“在他刚上七岁的时候，祖母和母亲弃世了，不多久父亲和姐姐又死了，这在他正在展开的童心上，是来了一个何等重大的袭击！在最近的几年内，两位嫂嫂又相接着离开人世，此刻所存的家人，只有一位哥哥和两个不满十岁的侄儿而已。”序中又说：“作者的经济环境，是万不许他有读书机会的……他在南国时，便无日不和困苦奋斗，有时挣不得钱来，捱着饿也是常事。”

  1926年，岑家梧14岁,因无钱读书不得不辍学，随着乡人到广州工作，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习的努力,终于获得一位族伯的帮助，进入广东省立第一中学读初中。初中毕业，岑家梧又幸运得到著名金石学家容庚教授的支持到北平进了辅仁中学高中，但仅仅读了半年，又因为交不起学费被赶出校舍。岑家梧依然没有放弃，他开始了在北平图书馆的自学生涯。另一方面，他想了很多办法避免用单纯的体力劳动赚钱，以免磨灭了自己读书的意志，于是他用了许多笔名，在不同甚至对立的报刊用不同身份发表文章，终于可以勉强维持生活。这种挣钱生活的方式，一直延续到后来他在日本留学期间。

  岑龙记得，父亲常以自身经历教育两个儿子：“我出身贫寒，全靠自己努力读书，卖文度日，唯有做好学问，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在这个时候，岑家梧研究的兴趣更多集中于文学、艺术和戏剧。他曾在《中国艺术论集》自序中说：“余性嗜艺术，幼曾习画，以家贫莫能继。”他最早出版的书籍《劬燕集》《过去》和论文《元代的杂剧》主要收录了他这段时期的文艺评论、文学作品以及对中国古代戏剧的研究成果。在艺术和戏剧领域，他后来也有过更进一步的研究，但是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将他引向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初试啼音

  1929年的一天，岑家梧到北京大学旁听了一节学术演讲，演讲者是著名民俗学家许地山。听完演讲，将海南家乡和黎族的风俗比照人类学民俗学的知识，他对这个学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此后，他多次向许地山求教，并在其介绍下读了许多西方人类学的著作，从此找到了自己为之一生奋斗的事业。

  岑龙表示，据说祖父（即岑家梧之父）是会“跳神”的。岑家梧耳濡目染，对祭祀等风俗活动必然十分熟悉。一旦得到名师指点，将海南独特的风俗纳入到科学的人类学理论体系中去思考和研究，这种可能性对岑家梧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日后，海南汉族和黎族的社会风俗的研究的确成为他研究成果中重要的一个部分，他在田野调查中，对“跳神”等带有原始宗教和祭祀的风俗也特别注意，对西南地区的布依族进行调查写成的《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仲家即布依族、作桥即打醮），就是直至今天在该领域依然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1931年，岑家梧经过努力，如愿以偿地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这里除了许地山，还有何思敬、邓初民、胡体乾等名师，他在名师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了社会学、社会进化史、人类学等，打下了深厚的专业基础。此时，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偶像———深入印第安部落进行社会调查的美国人类学家、《古代社会》作者摩尔根，他已经“偷偷立下志愿，梦想着像摩尔根一样到边地去，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

  一旦找到了通往未来的道路，勤奋的岑家梧马上就奉献出丰硕的成果。1932年，他与中大同乡同学、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王兴瑞合著12万字的《琼崖民俗志及其他》（1936年发表），可以看作他在学术道路上的“初试啼音”；1933年，二人又将其中戏剧部分扩展，单独写成《海南岛土戏研究》（1940年发表）。这是国内第一次将海南汉族民俗纳入全面科学研究的著作，其中关于海南土戏———琼剧起源和历史的研究，至今仍为琼剧研究者反复引用参考。岑家梧在其中说：“是编所述琼崖民俗，便是站在进步的现阶段上：我们并不以明白琼崖民俗的实况为满足，还要进而探求各种民俗产生的背景。”这句话清清楚楚地表明，他从此开始了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道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开启了自己“中国的摩尔根”之路。

  不懈地勤奋与努力、面对艰难困苦的坚强淡定、对学术研究的深切渴望，使一个穷孩子的成才奇迹几乎成为一种必然。1934年初夏，幸运再一次降临岑家梧头上。刚读完大三的他得到在南洋经商的族伯岑廷树资助，留学日本东京立教大学攻读史前考古学，又在帝国大学师从松树僚博研究体质人类学，还结识了著名人类学家松村武雄和小原铁等。如果说，之前在北京和广州的学习是打下专业基础，那么日本的留学经历就赋予了他国际化的学术视野，使他迅速走近国际学术前沿，走到了学术舞台的中央，他的人生轨迹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行走边地

  到了日本，岑家梧的生活甚至比国内更为艰难，尽管他总是想尽办法多发表一些文章换稿费，但还是常常接济不上，他不得不和一些留日同学一起，专门去菜场拣当时日本人丢掉的猪下水来吃。

  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在学术上薄待岑家梧，而是给予了他更多的回报。在日本三年，他学术上最大的收获，是先后写成《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和《图腾艺术史》三部专著，并在1936—1940年间由商务印书馆相继出版。

  仅仅24岁，连续出版3部颇具影响力的学术专著，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岑家梧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一个巅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图腾艺术史》，其揭示了图腾艺术产生的原因，深刻地阐明了图腾与艺术的关系，被公认为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开拓性专著，在当时就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这不仅是中国第一本，也是至今唯一一本全面阐述图腾文化的科学研究专著，今天还在被广大研究者反复引用印证；它不仅在中国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当时西方学界也为之一新。自从第一版之后，该书在两岸三地数次再版。半个世纪之后，旅美人类学家卫惠林在1983年再版序中依然写道：“在30年代对于西方学者来说研究能有此成熟的介绍和评述，确已是难能可敬，厥功其伟。”

  李鸿然曾撰文评论，未及而立之年能有这么大的成就，作者的学力令人惊叹，说明他不但走到了相关学科的前沿，而且登上了学术的制高点，从此作者名播中华，卓然成为方家。

  当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岑家梧和许多留日学生一道回到国内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一个非常高的起点上。名声、殊荣并没有带给他虚荣，恰恰相反，他在熟悉的土壤上走向更为成熟的学术道路，逐渐成就大家之风。

  抗战期间，中山大学西迁云南，岑家梧一家也随学校进入西南地区。1938年，他获得中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到云南展开为期1年的民族社会调查，真正开始了他求学时就一直所决心要实践的“摩尔根式的生活”———边地社会调查。

  从1938年到1946年，岑家梧先后在迁入西南的西南联大南开经济研究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山大学、大夏大学、贵州大学、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等校任教。和写作“史前史三著”时不同，他并未坐在象牙塔里作经院式的研究，而是辗转于滇、川、黔诸省之间，多次深入乡间，进行民族调查，或进行文物考古和艺术考古，餐风宿露不辞辛劳，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

  受教于岑家梧的广西民族学院教授徐杰舜曾撰文说：“经过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严格训练的岑先生留学回国后，即深入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云贵的少数民族进行了深入田野调查，其田野调查功夫之深细，至今都令人拍案叫绝。”

  卓然大家

  如果将岑家梧的学术生涯分为3个阶段，《图腾艺术史》等3本专著可以视为第一个阶段，他用自己的勤奋和宽广的视野掌握了大量的材料，结合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图书馆里完成了让人瞩目的研究；抗战回国到新中国成立前可以视为第二个阶段，他深深扎入了自己的研究土壤，像每一个伟大的人类学家一样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在实践中逐渐成熟了自己的学术风格，树立了自己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第三阶段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是他的学术研究进一步成熟和拓展的阶段。毫无疑问，在岑家梧成为“大家”的过程当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二个阶段。

  艰难困苦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岑家梧卓然成家而离他远去。岑龙回忆说，抗战期间，物价飞涨，父亲和母亲冯来仪靠着微薄的工资生活，备受颠沛流离之苦，日子过得很艰难，他的头两个孩子———两个女儿因为缺医先后夭折。此时的岑家梧已近中年，失去孩子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献身学术的信念，而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刻苦著述。

  “西南是原始文化的展览会，又是固有文化的保留所，它在人类学及文化史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这是陈序经为岑家梧《西南民族文化论丛》所作序言中的话。抗战时期，众多知名人类学民族学家云集西南，展开了丰富多彩的研究。这也为岑家梧提供了一个机会，得以深入有“民族博物馆”之称的大西南，完成了他学习社会学人类学以来的夙愿。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岑家梧在西南民族研究中逐渐提出改变当时学界从西方角度对中国西南民族开展的研究，强调建立民族学研究的中国视野，并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身体力行贯彻，对后来的中国民族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46年抗战胜利后，岑家梧回到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岭南大学副教务长等职，并参与创办珠海大学，开始参与到高等院校的教育管理工作中。同时，西南田野调查的整理和研究成果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发表。

  这一时期的论著，以民族学为核心，同时又广泛涉及到艺术学、宗教学、民俗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等领域。其中的代表作如《水书与水家来源》，首次详细介绍了水族和他们独特的文字水书，成为中国语言人类学研究的扛鼎之作；《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全面展示了布依族宗教活动的全过程，则堪称中国宗教人类学研究的传世经典。

  戛然而止

  新中国成立，中国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岑家梧的学术生涯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由于深受《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人类学著作的影响，岑家梧早在《图腾艺术史》等学术研究论述中，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唯物史观，对于引领社会科学领域的新意识形态，很快就融入了他的学术研究中。

  在工作上，岑家梧先是1952年奉派参加接收岭南大学，随后参与岭南大学、广东法商学院调整并入新中山大学的筹备工作，任筹备委员。1953年，奉命筹办广东民族学院，任筹备组副组长。同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即中南民族学院），后担任副院长。

  在学术上，他多参加官方的少数民族调查工作。1951年7月，担任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副团长，到广东北部和海南岛等地访问瑶、黎、苗等少数民族。1956年，被委派为广东调查组组长，赴海南作黎族社会经济调查，在调查组撰写几十万字调查报告同时，他先后发表《海南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等论著，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赞扬。

  建国后到1957年，可以说是岑家梧生活条件最好的一段时期。据岑龙回忆，此时他已是著名学者，工资比较高，只要各地的朋友来，他都自费请客，又喜欢买书，常常接济人，尽管不时要做“月光族”，但也说明物质条件还是不错的。同时，岑家梧的学术生涯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此时，社会学人类学已经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被取缔，一些著名学者如费孝通、雷洁琼等纷纷转入民族学、经济学等其它学科。岑家梧的学术研究受此影响，更偏重于民族学和历史学方面。他的学生徐杰舜撰文回忆，他一边在大学讲授古代史、艺术史等课程，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融入历史知识之中，并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予以合理的论证，使学生能够联系本民族实际加以具体运用；一边参与新中国组织的民族调查，为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直接的依据。

  事实上，岑家梧对此投入了非常大的热情。正如他所说，为“能够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人类学而努力。”对海南黎族经济社会的民族调查，特别是“合亩制”的调查就是其中的典范。在他主持下，调查组撰写了38万字的调查报告，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有关政策及开发建设黎族地区提供了重要参考，为进一步开展国内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提供了珍贵的范本。

  在展开海南黎族的民族调查之初，岑家梧制定了四至七年的全面调查计划，力求使之成为国内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的样本。遗憾的是，第一阶段调查刚刚获得各方肯定，他就陷入了“反右”政治漩涡，少数民族调查也就此中断。1958年在全国民族工作科学讨论会上，他被点名批判，在批判名单上位列“资产阶级的民族学者和社会学者之首”的费孝通之后，成为“大右派”。两个名字在30年代的“南岑北费”之后再次并列，颇具黑色幽默的味道。

  1960年元旦，岑家梧“右派”帽子摘掉了，从下放的农场回到学校。此时正就读于中南民族学院的李鸿然回忆说，他在历史系、政治系担任民族史和民族志教学，后到民族问题研究室从事专题研究，去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不论做什么，先生都一如既往，带着天降大任般的心态和热忱。”他先后完成了《中南民族史略》和《中国原始社会史》两部专著，以及一些重要的论文。1965年夏季，他借奉派去广西三江民族地区参加“四清运动”之机，千方百计调查收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资料，准备在日后教学与研究中使用。

  然而，岑家梧终究没有逃离政治运动的阴影。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骤然而至，岑家梧首先受到冲击，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无情的批斗和迫害。9月4日，一代大师陨落，年仅54岁。在离世之前，他已经规划好了《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民族关系史》和《中国美术史》等重要的著述计划，最终只留下了部分篇章。

  “尚未完成的天才”，这是不少研究者对岑家梧的评价。然则，他已经用自己无比的勤奋和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战胜了社会现实和历史，终究成为一代文化大师。在他不长的生命里，人生展示给他的坎坷曲折几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少年父母双亡、中年丧女之痛、长期经济窘困、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意外劫难……种种厄运，都没有阻止他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正如李鸿然所说：“从岑先生身上，我们最鲜明最直接地看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和他辉煌的学术成就并列于海南的文化天空中，熠熠生辉。（文\记者 彭青林）

对于海南来说，岑家梧是一个值得怀念声望卓著的儿子，他将自己母亲独特灿烂的文化奉献于世人面前

故园留待梦中看

  岑家梧（前排左一）于1951年率中央访问团到海南时，访问王国兴（前排持枪者）。

  和其他海南走出的文化大师一样，岑家梧对故土怀有深深的感情，或者说深深的怀念。不同的是，他将自己对海南的拳拳赤子之心更多的化为精深的学术研究和严肃丰满的著述。

  曾受教于岑家梧的海南大学教授李鸿然评价说：“岑先生的乡土之情，既表现为强烈的伦理感情，又包含着对海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不但具有深刻独到的理性内涵，而且体现在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中。海南各方面的问题，都在他的学术视野之内，他用有理有据、发前人之未发的文字，呈现给了世人。这些论著不但提升了海南人民的自信，而且也让世人知道南溟奇甸是怎样地人杰地灵。”

  一生研究系南溟

  岑家梧的人类学民族学学术生涯正是从对故乡的研究开始起步的。最初，正是许地山的演讲引发了他对海南风俗的回忆，使他走上了人类学的道路。1932年他与同乡王兴瑞合著12万字的《琼崖民俗及其他》，根据《岑家梧著述年表》，这是他关于人类学最早的著述之一。从此一直到1965年撰写的《明代嘉靖年间那燕领导的黎族起义》，在他3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关于海南的研究始终是其学术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并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论述，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广东民族学院教授陈光良曾对岑家梧对海南民族研究的建树进行梳理，指出其研究成果为一般学者难以企及，主要在三个方面：关于海南汉族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关于海南黎族的系列研究和关于海南三亚回族的考证。

  岑家梧先生是最早从民俗学视角研究海南民俗文化的当代学者之一。在《琼崖民俗及其他》中，他将海南汉族的传统民俗进行了全面梳理和介绍，并将海南岛的人情风俗、移民史、人种及方言、宗教史、民间歌谣及传说等作为“琼崖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个观点从理论方法上正确把握海南文化研究的内涵，现在看来依然是有启迪意义的。”陈光良评价说。

  岑家梧也是琼剧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并先后发表多篇相关论文。他从形成、体裁、内容、演出、戏班及其改良发展趋势多角度对琼剧进行文化上的深入阐述。

  黎族研究是岑家梧对海南的研究中用力最深、著述最多的部分。李鸿然说：“先生对黎族的研究具有开山性地位，可以说前无古人，是中国民族学研究中的丰碑之一。”其中，在黎族族源的考证、黎族“合亩制”研究、黎族经济文化发展及其与汉族的关系、黎族“吉贝”为代表的纺织史、历史上的黎族起义等方面，他都进行了开创性的论述。直到今天，当人们研究这些方面的问题时，都必然从岑家梧的研究中吸取营养。

  除了自己的学术领域，岑家梧对海南的发展也非常关心。1947年，他在全国性的学术刊物《边政公论》上发表了《开发琼崖的一点意见》，分析了海南在国际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进而指出开发琼崖刻不容缓。他在60多年前饱含拳拳赤子之心的先见，已经为历史证明。

  海南桃李栽满园

  中等个头，身体看上去很结实，但并不胖，戴着镶边眼镜，显得温文尔雅，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略带南方口音……在年逾花甲的陈振魁的记忆里，还保留着50岁的岑家梧先生在讲台上的形象。“那个时候他是学校里有名的大教授，讲课特别生动，基本不用看教案，到他的讲座旁听的学生特别多，用现在的话来说，我们这些青年都是崇拜他的‘粉丝’。”

  和研究学术一样，教书育人也是岑家梧毕生的事业。1959年，陈振魁作为调干生进入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中南民族学院）的时候，这里已经云集了不少海南来的学生，其中许多人直接受教于岑家梧，成为他满园桃李中的一部分，也在他的学风德行的熏陶下，后来成为建设海南的精英。

  平易近人是陈振魁对岑家梧师风最深刻的印象。他几次到宿舍里和同学们聊天，又常常叫海南学生到他家里去，探讨学业，也说一说海南的事情。岑家梧知道他们中有一些人是调干生，基础不好，就特别关心他们的学业。

  长子岑龙记得，在中南民族学院的时候，父亲很好客，特别欢迎海南学生到家里来，和他们在一起，父亲就只说海南话。他和弟弟就在旁边跟着学。有的时候，吃过晚饭，父亲也会一边逗弄孩子一边教他们说海南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始终生活在武汉的岑龙还能在电话里说上一两句简单的海南话。

  故园留待梦中看

  从14岁离开故土，岑家梧只回过3次海南，1930年代一次，1950年代两次。其中50年代的两次由于公务在身，他没能回到老家澄迈永发镇看一看，只是和亲人在海口见了面，由此对家人发出了“故园留待梦中看”的慨叹。

  离开故乡越是久远，对故乡的思念也就越深切。岑龙说，那个时候他们家里常常可以吃到海南的椰子、菠萝蜜等特产，都是岑家梧出差带回来或者托人从海南带来的，告诉孩子们这就是老家的东西。心情好的时候，岑家梧还常常抱着小儿子岑鹰的小脑袋左右摇晃，说是摇椰子，听听里面有多少水。

  岑家梧特别喜欢听琼剧，电台里一有琼剧播放，他就一定守在收音机旁收听，一边听一边还跟着哼唱。有一次海南琼剧团到武汉演出，兴奋的岑家梧带着孩子去连看数场，又在家里宴请剧团成员。

  虽然离家日久，但是岑家梧对故乡的一切非但没有陌生，反而更加熟悉和亲切。在两个儿子面前，他经常讲起海南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他总是跟孩子们说，你们要记得家乡人。他总是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带全家人回海南岛老家一趟。（文\记者 彭青林）

父亲迟到的追悼会召开时，几位老教授徒步走了几公里来参加，他们对我说：“你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好人。”

父亲岑家梧二三事

  一九四○年岑家梧夫妇和女儿在四川。 

1965年岑家梧一家在北京最后一次合影

  近来，非常幸运地网购到父亲1933年由“秋水社”出版的散文诗小集，题目是《过去》，扉页上写有“赠师大图书馆———著者”字样，这是父亲从十几岁到二十岁部分文章的集成，从书中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年轻的父亲确是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承受着命运给予他不可抗拒的残酷煎熬，此书也是他早期个人奋斗精神的原始写照。

  青年的父亲正是经历了种种残酷现实的磨砺打击，顽强地站了起来，继续前行，才有了后来一次又一次绝境重生的神奇力量，将本来绝不可能的理想，奇迹般变成真正的事实。

  课子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记得有年下大雪，我年纪小，母亲怕我上学滑倒，让父亲到外面开会的时候，用他的小汽车顺便带我一下，他不仅不许，还训斥了母亲一顿。

  弟弟自小患有先天性哮喘病，不能躺下睡觉，父母每天晚上要轮流背着他小声哼着歌，走来走去，天快亮时，弟弟入睡了，他们才能休息。第二天，他们照常去上班上课。从未因此迟到和请假。

  他很关心我们的学习，即使他的工作很紧张，但总是抽空检查我们的作业。我自幼喜欢画画。父母不太愿意我将来学这个专业。一来怕影响我的文化课学习，二是因为感觉当时学文科的人不是受批判，就是找不到饭碗。不如学理工科。

  可有一年，我获得了中学生作文比赛第二名，父亲很高兴，时值春节来临，父亲带我到武汉的“荣宝斋”，买了一只几元钱的专业狼毫水彩笔，那时，几元钱的价值算是昂贵的了。回家后，我立即用新笔画了一张有洪山宝塔的水彩风景画，画得很写实。父亲看后，拿起水彩笔，另找了一张水彩纸，随便沾了颜料，很概括地画就了一座宝塔，又快，又润泽，很有绘画感。他告诉我，画画，主要是画感觉，要找到感觉去画画。三分象形，七分画神。然后要我补画上山石、树木后，他在画上面题了“家梧父子春节试笔”几个字。

  父亲曾告诉我：“写文章一定要言之有物，切忌空洞，从理论到理论是最要不得的。要经得起推敲，要能自圆其说。写文章像打仗一样，要备好子弹，就是要拥有大量的证据资源。谁拥有的资源多，谁才能有希望赢得胜利。而且不但要学好古汉语，掌握外语也很重要。”“要学会看书，看了就要会运用。好书、好文章，要多看几遍，才能品出好处和要点来。”

  父亲和母亲

  父亲对母亲十分呵护，母亲也用真挚待他。每次父亲出差都会给母亲和我们分别带回各种礼物。记得父亲去世后很长时间，只要天气变凉，母亲总是戴上一条破旧的浅粉灰色三角头巾，我问她为什么不换条新的，她淡淡地说“是你爸爸买的”。母亲常对我说：“你爸爸在的时候，我从未过问过生活开销，都是他安排妥的，现在可怎么办呢。”

  从他们的自传中得知，父亲是母亲堂叔父的中学同学，母亲高中二年级就认识他。1934年，母亲去北师大读书不久，父亲去了日本。他们时有通讯。抗战爆发时，母亲在北师大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父亲也立即回国，先在上海，后在广州参加抗战活动。1938年，母亲回到广州，由父亲介绍在“华南抗战教育实践社”工作。该社是共产党主办的，编制仿照陕北抗大方式，教员经常带领学员们下乡宣传抗日。父母在此时登报宣布结婚。

  父母经历了多次命运的磨难，忠诚信赖始终不渝，相互鼓励，共度难关。父亲去世后，母亲不顾种种威胁和迫害，四处奔走，要求给父亲平反，并且南下北上寻找资料，日夜伏案操劳，独自完成了父亲多部遗著的一次次出版。她得意地说“有人讲，岑家梧灵魂不散，我就是要他永远活着，他就是了不起，当之无愧。”可见父母情感之深厚，信念之坚定，非同寻常。

  教学

  父亲教学十分认真，严谨但又不失生动，十分具有感染力，我曾经偷偷看过他在中南民族学院梯形教室上大课，里外都是学生，连窗外也有人站着听。课堂上不时传出学生们阵阵欢快的笑声。

  每天晚上，我们家中常有青年教师和学生来向父亲讨教，父亲总是非常耐心和热情地一一作答。我还记得那时的冬天，大家围坐在炭火盆边取暖边交谈，不分老少，师生畅所欲言，那种情景令人感到非常温馨和亲切。有些青年教师有个人问题也来向父母请教，他们都一一给予开导和帮助。

  父母在国立艺专的学生，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刘依闻叔叔对我讲，他们同学常常在聚会的时候谈起我父亲，都说我父亲很了不起，在四川抗战那样艰苦的岁月里，两个女儿又因贫病先后夭折，但是教学照样一丝不苟，课堂气氛照样被我父亲调动得生动活泼，大家都很喜欢听他讲课。那时，美术史论是基础课程，并没有设专业。但父亲带领学生去实地考查四川蛮子洞、悬棺葬，写调查报告，详解其中的奥秘，以至一些原本学绘画的学生受到影响，后来从绘画专业改行，成为了中国一代美术史论的专业教授。父亲那时的学生有徐坚白、谭雪生、朱培钧、陈禾依、吴冠中、刘敦愿、朱德群等等，他们都是后来全国美术教育界以至有世界影响的精英。

  父亲时年二十九岁，任副教授职兼图书主任。

  做人

  堂伯父岑廷树的第四个孩子岑啟松，受爱国思想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只身回国，先在复旦大学附中学习，后来考入中国农业大学畜牧系学习。父亲对他视同己出，但对他也同对我们一样严格，父亲常以他的经历来教育我们三个，他说：“我的出身十分贫寒，年轻时，全靠自己努力读书，卖文度日，只有做好学问，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想做什么事，就要认真做好。

  父亲对学术界的前辈和朋友们是崇敬和诚挚的，他常对我们提到当时在南开大学任副校长的陈序经教授，称他为恩公。60年代他收到陈先生寄来的《扶南史初探———古代柬埔寨与其有关的东南亚诸国史》等几本东南亚史研究著作，很兴奋，马上用画报纸将封面包好，怕弄脏了，还用毛笔写上了书名。

  每逢过年，父亲都要给远在南京大学任教的陈钟凡教授寄上武汉的特产和礼物，以感激恩师的教诲与栽培。

  他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时候就同原大夏大学历史系教授，后来任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姚薇元教授，中国古代史专家唐长儒教授、世界史专家吴于谨教授等交往甚好，父亲去世后，于1978年补开的平反大会草草召开时，这几位老教授徒步从武汉大学走了一二公里路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参加迟到的追悼会。他们对我说：“你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好人。”

  “吃稿费”

  父亲每次拿到稿费，总是高兴地带着全家去汉口武汉饭店和扬子江饭店大吃一顿。他幽默地称之为“吃稿费”。有时稿子已发：稿费还未寄来，他就同母亲商量，先吃了再说，等稿费寄到，再填补家用。

  父母的工资收入总数当时是全学院较高的，但父亲爱请客，只要各地的朋友来见他，无论因公因私他都要宴请，无一例外。加上他非常喜欢买书，北京及各地书店都常给他寄来内部特供的新书目录，价格很高，他都要买到手。因此，薪水往往不够用，有时还要向学校借支。母亲总为此头疼。

  父亲一生并无其它爱好，仅仅酷爱藏书，每到星期天，他总带我到旧书店淘旧书。当时武汉三镇所有的旧书店，哪怕角落里的小小书屋，他都了如指掌。学校分给父亲专门的办公室，在学校的办公大楼里，比较大，别人只有一间，他有两间，其中一间是书房，里面挤满了书架，上面的中、英、日、法、俄、德文书籍以及各类画册多到了极难抽出来的地步。我总是躲在他的书房里看书，乐不思蜀。

  多才多艺

  父亲是农民出身，加之又在农场“劳动改造”过，他很会种地。上世纪60年代，国家困难时期，他带着我们在房子旁边的空地上种了番茄、丝瓜、南瓜、马铃薯和红薯。一畦地，弄得整整齐齐的，每日浇水、施肥，还扎了支架，收成颇丰。

  父母的一生除了工作，没有任何业余爱好，每天清晨，如果没有课，吃过早饭，父母就各自到自己的书房，坐下看书，写作，除吃饭外，一直坐到深夜。有一次，母亲看到我坐在楼梯口，听着别人家收音机传出的音乐，就去同父亲讲，家里才买了一台“红星牌”电子管收音机。父亲的艺术修养是很高的，有一回，我正在哼唱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曲子，他偶然走过听到了，脱口而出：“这是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这部作品是以俄罗斯民歌为基础旋律的。”我很吃惊，因为平时从未听他讲过音乐什么的。

  父亲喜好绘画，家中藏有如：徐悲鸿、潘天寿、关良、吕风子、关山月、黎雄才等许多著名画家不同时期送给他的画和一些古代绘画真迹，还有不同时期收集的，也有不少是别人送给他的各种古董如铜镜、瓷器、陶罐、水晶石、牙雕文具、烟具、图章等等以及大本中外珍贵邮票集，其中有一张清朝的“龙票”等等，“文革”期间，全部被没收，后来再也没有退还。

  有一次，父亲带我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参观，记得许多先生们都在一旁陪同。当我们走进雕塑系教室的时候，看到学生们正在做人体雕塑的习作，当时，我还处在学龄前，忍不住失声叫了起来说：“好丑呀，怎么不穿衣服呢?”逗得众人大笑。回家后，父亲很耐心地告诉我，从事绘画和雕塑创作，必须先要有坚实的人体解剖基础，才能理解着衣人物的动态和造型。还说，人体本是世界上最美的造型之一。（文\特约撰稿 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