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仲勉——著名歷史學家

岑仲勉先生（1885—1961）是我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畢生致力於歷史學研究，在隋唐史、先秦史、古代文獻學、中西交通和民族關係、史地考證等方面，均卓有建樹，為國内外史學界所推重。<BR>岑仲勉先生一生著述豐富，已刊專著近二十種，另發表論文近二百篇，其中一部分也已結集出版。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華書局先後出版岑仲勉先生著作十餘種，及時向學術界推介岑仲勉先生的研究成果，有效地推動了相關學科的研究進展。1931年起，他在广州圣心中学（私立教会学校）任教。1934年7月至1935年6月，任上海暨南大学秘书兼文书主任。此时岑仲勉仍是业余研究者。在1934年写给陈垣的信中，他还说“校务琐碎，日尔鲜暇”，只能挤出时间做学问。但不管怎样，他多年的积累和辛勤耕耘开始结出果实，在《圣心》等刊物上连续发表多篇中外史地考证方面的文章，1934年还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当时国内最大、最有影响的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佛游天竺记考释》，受到史学名家陈垣等的重视。陈垣是广东新会人，和岑仲勉算同乡（新会和顺德二县相邻）。陈垣把他的文章推介给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并约请他为《辅仁学志》、《禹贡》等有影响的学术刊物撰稿。这样，主流学术圈才知有岑仲勉一人。1935年６月，岑仲勉被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聘为名誉导师。当时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看中了他，欲延聘他入所，无奈好事多磨，又经过几番周折，岑仲勉才于1937年7月应聘到南京史语所报到。在“江湖”上闯荡漂泊几十年，历尽风霜，已经年过半百，他才踏进史语所的大门。

当时史语所大师云集。他们中很多人比岑仲勉年轻，大都少年得志，成名早，声望或职位都在岑仲勉之上。岑仲勉和他们相比，学术背景、社会经历皆明显不同，虽然年长，却是“后进晚学”。后来的事实表明，岑仲勉最终走过的学术道路也与他们迥乎不同。有的学者年纪轻轻便脱颖而出，骤得大名，但到中年却逐渐式微，不再有新的建树；岑仲勉则恰恰相反，到40多岁才崭露头脚，在由中年步入老年后，研究成果反而不断问世，进入学术创作的鼎盛期。这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1937年7月到1948年6月，岑仲勉在史语所工作了十一年。这是他学术上第一个丰收期（时年52－63岁）。他的著述之勤、成果之多，在史语所同仁中名列榜首。这时期他对隋唐历史文献用力最多，除发表论文七、八十篇外，还于1948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专著《元和姓纂四校记》(史语所专刊之一)。

1948年7月，岑仲勉转到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1961年10月去世。这十三年是他学术上的第二个丰收期。几十年的潜心研究与不懈努力，到他63－76岁时进入集中收获阶段。西北史地和中西交通史是他进入史学研究领域后最先用力的方面，寝馈其中二、三十年，所著《突厥集史》和《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均于1958年出版，《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和论文集《中外史地考证》也分别于1959和1960年定稿。隋唐史是他进入史语所后开始重点研治的领域，成果最称丰富，到中山大学后仍然主讲隋唐史。他的《隋唐史》一书便是由讲义修订而成，1957年出版。该书反映了他在隋唐史通论中的创见，新意迭出。岑仲勉兴趣广泛，又素有经世致用的思想。他发掘出《墨子》一书的军事学价值，撰成《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可谓匠心独运；建国后，撰著《黄河变迁史》，为河流治理贡献力量；又参与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力主西周封建说，其立论角度和论证方法都独树一帜。从1956年到1961年去世，6年间，他出版专著10部，另有8部著作修改定稿，一部未完稿，均在其身后相继出版。他以古稀之年，经常每天工作达10个小时，达到忘我的境界。道理就是这样简单：勤奋，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使他收获了比其他学者多得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