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氏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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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延旺于2022-10-27的留言：
湖南永州江华岭东一带散布着岑氏，因为文革时期族谱被毁，但是按照广西西林字辈排序，不知道我们是哪里来的了，老一辈说以前跟桂岭一带岑氏族人有联系，进入21世纪后，没联系了……有没有人考证一下。 -
岑卫东于2022-05-13的留言：
岑氏亲人们，大家好！我是岑卫东，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产物”。机缘巧合吧，终于能在这里见到如此多的岑氏亲人们围聚一堂畅所欲言，很是心慰，同时也带着一丝丝的遗憾！因为我还未出生时，爷爷（岑定伍）就不在世了，后来妈妈生我的时候，又遇上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可能是文化大革命复杂的氛围和我俩兄妹当时还小的缘故吧，爸爸（岑国玉）一直守口如瓶，极少对我们兄妹俩谈起他的身世和爷爷的事情，甚至我妈妈都不知道一丁点。再后来，我爸爸有一天突然得了急病，很快就离我们而去了。我现在只有了解到爷爷（岑定伍）有一个兄长，在逃难时失散了（名字不详），之后爷爷就做起了生意，并雇佣了工人协作 他，听说爷爷的生意还做得不错（当时那个时代，我爷爷属于榨取贫下中农的血汗，走资本主义道路，政治身份不良，是要受到批斗和坐牢的）。不知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否找到一点点的线索否？愿上天给我一点希望，也愿能从岑氏宗亲网里能得到一点点的线索。万分感谢！！ -
岑炳旺于2022-04-02的留言：
我们想增加人才库，有一位岑氏后裔在南宁二中任副校长，另一位在平乐县交通局任副局长。 -
岑勇于2022-03-08的留言：
祖墓碑文： 莫为之前雖美弗彰，莫为之後雖盛传我，祖之前後，世襲於朝，而受爵者，其历有可纪矣。 一始祖岑公諱彭。汉马功劳擢授廷行大将军乃湖广襄汉南阳始镇也。 一始祖岑公諱世铿。擢授怀远大将军乃溪洞镇也。 一始祖岑公諱永珍。擢授盟威大将军亦溪洞复镇也。 一始祖岑公諱伯颜。擢授田州中顺大夫试也。 一始祖岑公諱永泰。擢授恩州奉训大夫试也。 一始祖岑公諱辉。擢授岜鈴汎官总司守也。 一始祖岑諱光裕。为国亡身，蒙上宪不忍昧功臣，柱碑立祠，以祀之留後。仲述分住于此，只克全後裔分为五枝，有孙国泰初头门庭，继後子孙荣昌。皆由祖德流芳，以及於今孙等，歆潜恐夫特著表於，兹以头不忘之意耳。 -
岑厚霖于2021-11-18的留言：
自从19年我爸过身之后，我就一直没怎么接触岑氏宗亲的事和东西。今天忽然好想我爸，点开了他的微信头像，看到朋友圈，发现了这个宗亲网的链接，就进来看看。我想说 是，家里还有很多我爸当时收集什么关于族谱的资料。不知道有没有人需要？希望能对大家有用，不用放在家里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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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毓英经理云南的战略思想和有关其功过几个问题的探讨
信息来源：岑氏宗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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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6-10-05 22:03:48
岑毓英经理云南的战略
思想和有关其功过几个问题的探讨
岑时一
岑毓英于清道 光九年即公元1829年生于广西西林县那劳寨，1850年二十二岁时任西乡团总，1855年二十七岁时，因参与县长竞选与竞争者、商人叶正邦发生械斗失利而逃奔云南罗平县当矿工，后组织护矿团练被迤西总兵福升收编为清军。此时，云南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与云南接壤的藩属国缅甸和越南分别被英法殖民主义者侵略。早在清道光四年即公元1824年，英印度总督攻缅，陷仰光，缅惧乞和，1826年与英缔结和约，割地并赔偿军费，咸丰元年即公元1851年，英印度总督再遣兵陷仰光，缅请和割摆古，由是无南出之海口；公元1858年，法国联合西班牙占领越南西贡，1862年越南乞和割地赔款，同意北圻开港湄公河通航，1867年法国全部占领南圻，便着手图北圻。英法殖民主义分别占领缅甸和越南，是企图以此地为跳板再对中国的西南特别是云南进行侵略。此时的云南省正遇内乱，清朝政府无暇无力顾及藩属国的安危，英法殖民主义者便认为这是他们向中国西南进行扩张的最好时机。
云南的内乱主要是以杜文秀为首领的回族叛乱，杜逆于清咸丰六年即公元1856年在大理建立伪政权，称“总统兵马大元帅”，任命伪官员，宣布“起义”纲领，先后占据五十三座城池，居云南城池的一半，并数次围困省城昆明，气焰十分嚣张。以岑毓英为领导的护矿团练，也于咸丰六年（1856）转为清军后，就主要与杜文秀等叛乱集团作战，“初从助剿，未几独将，十有八载”。“从攻宜良，用知县，即署县事；从克路南，署州事；督攻澄江，叙同知直隶州，署府事。至（咸丰）十一年，以抚马如龙，命代理布政使，寻加按察使衔，赏花翎，用道 员”。（注1）在此之前，岑毓英在云南平乱中居于中下级的官员，只是随时被派遣从事某一局部的作战，还没有统揽全局的战略思想，也许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吧。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初四日在“谢代理云南布政使恩折”中说：“臣管一府之事，已觉竭蹶不遑，若理一省之烦，深恐措施失当。”同治四年，加布政使衔，给勉勇巴图鲁，授迤南道，改署布政使，寻除。（注2）同治五年（1866）三月十七日在“谢署理云南布政使恩折”中说：“上年因克复曲靖府各城，迤东肃清，仰蒙赏加布政使衔，赏给勉勇巴图鲁名号，戴恩山重，励志冰兢。复承特降纶音，仍权藩篆，在圣主自有破格用人之举，而微臣实增高官速谤之惭。况地方蹂躏已深，盖藏俱尽，未有安民之略，下愧舆歌；并无平贼之功，上宽圣虑。臣惟有忝一日之位，尽一日之心，随事禀承督抚臣认真经理。”此时他要从全省的角度认真思考对内对外的“安民之略”了。经过认真思考，并总结国内自1840年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以来的经验，省内十年参与平乱的经验，再参考历史经验，他形成了经理云南的战略思想，这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则先东后西”。正是这一战略思想，使岑毓英在云南的安内和攘外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也为实践这一战略思想在云南奋斗了一生。
一、云南平乱，先东后西。
自咸丰六年（1856）杜文秀在大理建立伪政权后，省城昆明西部、北部、东北部和西南部的府、州、县多被杜逆和其同党先后占据，仅东南尚可与内地相通，形势十分严峻。同治二年正月，“回弁马荣叛，戕署总督潘铎及府、县各官。毓英所部仅粤勇千余人，……力保藩署及城东南隅，沥血誓众，……毓英只身入招灵观，阳与贼渠约和，令勿扰闾阎，密驰书责马如龙以大义趋赴援。于是内外夹击，歼除罄尽，诛逆酋李俊，马荣仅以身免，走南宁合马联升，据曲靖八属。二月，升道员。省垣既定，统师西征，叠复富民，安宁、罗次、嵩明、禄丰、武定、禄劝、广通、陆凉、南安各城及黑、元、永三盐井，进捣楚雄。四月，东路有警，徐之铭檄令抽带亲军旋省东征。寻克沾益、平彝，仍西上督攻楚雄。十月复其城，并克大姚。十二月叠克云南县、赵州、宾川、邓川、浪穹、鹤庆，分道进规大理上、下关。三年正月，克定远，围攻镇南州，大破援贼于普棚。二月，马联升复陷沾益，犯马龙州，东路请援急，乃留副将李维述守楚雄，率军东下。七月，大破马联升于天生关，进攻曲靖。八月，复马龙、沾益，进围寻甸。……九月，克寻甸，擒斩逆回马荣、马兴才。十月，曲靖回目马文升降，擒马联升，诛之，迤东肃清。……自毓英移军东指，西路兵单，已克各城多不守，独楚雄孤扼贼冲而已。”（注3）对这两年来欲西而又东的战斗经历，毓英深有感触，促使他要从云南的全局重新审视用兵的策略。
同治五年正月，毓英被授署理云南布政使。早在潘铎被害后就被授云贵总督的劳崇光此时才入滇，先到与贵州边界不远的平彝，毓英前去迎接谒见，详细具陈云南军情贼势，提出应对时局带战略性的见解。他请崇光坐镇省垣，渐收旁落之权，以维根本。在作战用兵上则“先东后西，庶免牵制而收全功”。这个“东”和“西”怎么划分？云南的东西南北有迤东、迤南、迤西、迤北之称，其地理中心应是楚雄，如以楚雄作一经纬线，楚雄经线以东，可称迤东，经线以西，可称迤西；楚雄纬线以南，可称迤南，纬线以北，可称迤北。这样省城昆明及其周围的府、州、县便属于迤东的范围。
这个战略思想的提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一，受粮餉和兵勇数目的制约。云南多年动乱，民生凋敝，省内能征到的粮餉有限并逐年下降。就当时政府掌握的兵勇约六万到八万人计算，每年约需银一百三四十万两，其中80%需要外省协拨。现在全国内忧外患，割地赔款，国力日绌，额定各省的协餉根本就不能足额和按时调拨，所以滇省的兵餉常常发生拖欠或只能半数发给，因此兵勇数额很难再扩大增加。现有兵力分派各地驻防，能作机动的兵力也就有限，往往只能应付某一方面的用兵，如用兵于东，就只能弃西，用兵于西，就只能让东边空虚，所以逆贼就看准这一点，当你用兵于西时，他就利用其在东边的党羽进行捣乱，使你东奔西跑，应接不暇。岑毓英于同治十年对迤东贼氛即将全部肃清，准备赴迤西督剿之时上疏总结说：“云南前事之误，在于东南未清遽议西征，致屡次丧师失地。现统筹全局，必须扫荡东南两迤然后全军西上，无后顾之虞”。第二，杜文秀窃据迤西已经十多年，根深蒂固，是回众主要聚居区，加上地形特殊，关隘较多，短时间难以殄灭。相对迤东地理环境和群众基础较好。第三，迤东与四川、贵州两省交界，有入滇的主要通道，是粮餉输入的捷径，而曲靖则是迤东的门户，已在那里建立基地和训练中心，随时与各地策应，必须确保安全，使之成为不拔之基。
岑毓英与劳崇光长谈后，总督劳崇光十分赞同岑毓英的见解和策略，于是岑毓英便进一步提出在“先东”中首先要平定猪拱箐陶新春、陶三春之乱。二陶纠集匪徒和石达开余党约十多万人，不时扰掠周边地区，尤其经常袭扰滇境的大关、彝良、昭通这条由四川进入云南的大通道，严重影响云南平乱所需粮餉的输送。对这个用兵的首选，劳崇光也十分赞同，但补充说滇东之乱除猪拱箐外，还有巡抚林鸿年招降的镇雄州匪首李开甲、漆维新等复叛，据州城，扰彝良，连营数百里。劳崇光要岑毓英在扫荡猪拱箐之前先铲除此二贼之乱。同年三月，毓英即率领五千人转战而前，连破坚垒数百，很快就攻下镇雄，李、漆二贼伏诛。诏授予迤南道。镇雄之役结束后，毓英没有马上转战猪拱箐，而在镇雄休整了十个多月。次年（同治六年）正月诏授云南布政使，二月才师次猪拱箐。
猪拱箐位于川、云，黔三省交界处，属贵州威宁州境。八山环合，三面陡峭，惟青松梁一面可往来，山麓前有河相隔，山下沃壤广七十余里，原先踞海马姑的红岩、尖山地区，那里也是壁立斗绝，大河带其前，山道狭窄，仅容一人通过，贼呼为“铁桶江山”。因贼匪日众，容纳不下，陶新春便分踞有间道相通的猪拱箐。二陶倡乱，依靠其有利地形，使在此之前川黔官军多次围剿都未得手，其气焰愈炽。毓英率军抵达贼巢后，不急于进攻，先行筑垒，并派侦察人员摸清地形和贼势，决定先取猪拱箐，并断海马姑贼援。袭取猪拱箐，又先袭吴家屯，断其粮餉供应，贼不能支，猪拱箐便被荡平。接着乘势袭取海马姑，出奇兵抄其后路，内外夹击，血战数日，贼首被斩，海马姑贼乱也一举荡平。毓英曾许总督劳崇光一百二十日荡平，实只超四天，以五千之众对数万之贼，在短短四个多月即彻底剿灭多年未克之贼巢，使滇东去了一大祸患，四川入云南的道路得以畅通，内地的驰援便有了保障。捷闻，赏头品顶戴。此时大约是同治六年六月左右。
正当毓英围剿猪拱箐、海马姑贼乱将要取得全部胜利之时，窃踞大理的杜文秀趁云贵总督劳崇光病逝昆明、马如龙西征回逆失利和毓英远在滇东北贵州境之机，举贼寇二十万之众于同治六年六月分五路向东进攻，于次年一月逼近昆明，省城周围府、州、县城除东南的宜良外，均被逆贼占据，昆明再次受到围攻，提督马如龙被困城内，省城有被攻破的危险。
说到这里，人们会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为甚么毓英剿灭李、漆之乱后不马上进攻猪拱箐而却要在镇雄休整十来个月？笔者认为可能是岑毓英和杜文秀双方当时都想摸对方的底，岑毓英要侦知的是杜文秀有没有趁他远在滇东北作战之机举兵东进的意图，可能杜文秀有些举棋不定，犹豫的时间越长，则毓英休整等待的时间也就越长；杜文秀想要侦知的是岑毓英是否已确定进军猪拱箐，一般说来，进攻猪拱箐有可能遭到失败的危险，即使能打胜，没有一年半载是解决不了的，只要岑毓英决定进攻猪拱箐，他才能决定东进。当岑毓英侦知杜文秀的想法后，便马上进军猪拱箐，可一拖就将近十来个月。讨论完这个问题，人们还会提出另一个问题，就是岑毓英进军猪拱箐和作战胜利之时，也是杜文秀向东进兵之日，大批贼军来犯，为甚么岑毓英还泰然自若仍逗留猪拱箐长达五个多月之久？这个问题也很关键，很值得深入探讨。我们不妨再回到用兵“先东后西”这个战略方针上来。“先东”的涵义，不仅仅是对迤东原有贼巢、据点先要平定，更主要是要让叛贼在迤西的主力远离贼巢，深入到迤东来，然后将其分割逐个加以消灭。叛贼最怕的是岑毓英，这次之所以倾巢而出进行所谓“东征”，最主要的是岑毓英远征黔境未归，并有可能被羁绊在那里进退不得而有机可乘。如果岑毓英在取得猪拱箐平乱胜利后马上班师回防，杜逆叛军就有可能放慢速度，或停止前进，或撤回去，就达不到“引蛇出洞”予以消灭的目的了。这种计策当然也是有风险的，如果叛军进到迤东来了不能将他消灭，昆明被叛军占领以至整个局面不能控制，岑毓英也就很难担责。不过用兵“先东后西”这个战略方针是经过总督劳崇光向同治皇帝奏可了的，毓英可以大胆贯彻并十分自信。以此看来，岑毓英率兵征剿猪拱箐实是一箭双雕，既平定二陶之乱，又“引蛇出洞”，所以当杜文秀贼军汹涌压向省城时很多人都万分焦急，急催岑毓英尽快回师，而毓英始终不急不忙，仅仅派了一军回昆明协防，而他和他的大部队迟至十二月才回师曲靖，一面整顿补充队伍，一面等待时机。直到同治七年（1868） 二月当逆贼已尽抵迤东后，便率军扬言出师陆凉而突转道攻击宜良七甸，沿途破贼营数十座，进军大树营，打开一个缺口，使与城内驻军相联系，使粮道打通。同年三月，毓英被授云南巡抚职。根据时势，毓英采取以下应对措施：第一，分一路军由副将杨玉科、总兵李维述率领，绕道四川之会理出元谋、武定，抄其后路，为釜底抽薪计，第二，用兵重点放在东南和东北，保证省城与后方基地——曲靖及四川入滇通道通畅，使粮食与弹药等军需得到及时供应；第三，克复府、州、县采取先易后难和攻瑕破坚的策略，对坚固难攻的贼垒暂时先隔缓攻，待时机成熟和腾出兵力后再予解决；第四，在防御上采取重点防御与机动策应相结合，避免过于分散兵力；第五，对敌实行“歼其渠魁，抚其胁从”的政策，“徒剿固不足以示招徕，徒抚更不足以儆凶悍”，务期处置得宜，永绝后患；第六，对内赏罚分明，注重宣传教育和激励，将领身先士卒，始终保持旺盛斗志。
由于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和得当的战术，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仍节节取得胜利。同治七年先后克复元谋、罗次、武定、禄劝、呈贡、晋宁、富民，同治八年先后克复杨林、嵩明、寻甸、易门、大姚、广通、江右馆。至此，时为同治八年（1869）八月十五日，逆贼对省城昆明的围困即全部解除。继而克复安宁、南安、楚雄、定远、昆阳、禄丰，至此，时为同治八年（1869）十一月十三日，杜逆东犯所陷的二十城除澄江和新兴外已获克复。继而再克迤西的宾州、丽江、剑川、缅宁、弥渡、云龙。同治十年（1871）再克澄江府城，该城原于同治七年（1868）十月二十七日即已克复，后于同治八年（1869）四月，有前在寻甸叛附发逆之澄江回目马周乘守将马忠部兵勇俱已来省助剿、澄江防守空虚之机，率领发贼千余名，由杨林绕越山路窜回澄江，先经勾通城内回匪，夺开西门，入城烧杀，澄江府城再被贼占据，为此，岑毓英受到降二级留任的处分。此后鉴于澄江府城坚固难攻，有很长一段时间只隔而不攻，直到同治九年二月，毓英再亲自督剿澄江贼匪，先察看地形，“勘得澄江府城东、西、北三面皆山，南面临海，逆匪占据多年，将周围数十里内树木砍伐净尽，使官兵无从樵采”，又在周围村镇筑土城九座，“每土城外又有子营碉楼数十座，阻塞要隘，使官兵不能逼城环攻”，而粮米柴草转运维艰。看到这些，毓英大有“攻一澄江城不啻攻百城”之感。况且“本处逆匪并纠聚开、广、迤西之贼不下万人，皆系百战余孽，凶悍异常”，逆贼又因屡抚屡叛，自知罪难再宽，无不拼命抗拒。及官军夺据城濠，犹于濠内抵敌两月有余。是役打得异常艰苦，不仅战斗激烈，而相持的时间又很长，直到次年即同治十年二月初一日才把全城攻下，足足费了一整年时间。
这一年对岑毓英来说有喜亦有忧，喜的是迤东敌人最坚固的据点终被拔除了，然而到了五月下旬，滇省遭到从来未有之奇灾，“连日大雨，昼夜不息，河水骤发，冲坏河堤，附省四面田地概被湮没，水势汹涌，直灌入城，冲倒东门月城及城厢内外村寨民房数千所，呼号之声，耳不忍闻。”全省有东川、晋宁、嵩明、富民等共四十四个府、州、县受灾较重。“省城分设粥厂赈济灾黎，而经费万分支绌，恐难久济，各属饥民甚众，抚恤维艰”。云南“军兴以来，地方被贼蹂躏，人民大半死亡，赋税征收无几，军需支用愈繁。……今复遭此水灾，百姓救死不赡，钱粮、厘谷既难于征收，税课、厘金亦大为减色”。而“各省每月拨协滇餉……较之各处军务省分所用协餉，均不及十分之一”。“现值饥馑荐臻，更加危急。”（注：4）同治十年，滇省遇到了空前未有的财政经济危机，这不能不影响到征讨杜逆的进程。尽管遇到严重的困难，下半年仍攻克迤西的永昌府城。到同治十一年（1872）财政经济困难稍为缓解，毓英继续部署对回匪的征剿，正月十三日平定田心，二十五日克复永平，二月三十日平定者日乡，四月十六日克复云南县，五月初三克复赵州，五月二十七日克复蒙化厅城，九月十六日平定婆兮。至此，东南两迤回匪之乱便一概肃清。杜逆派二十万大军东征，加上在迤东胁从附和并数年间从迤西增派的兵力约十万人，总共三十万人，除少量奔回迤西外，大部已被歼灭，实现了“先东”的全部目标。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初二日，毓英奉上谕：现在逆众麋集大理，岑毓英拟亲往督攻，自应如此办理，即著该抚驰赴迤西，督同杨玉科等将大理府城迅图攻克“。在此之前，大理府城周围的州县大部分已被攻克，大理城已处于被孤立的状态，其上下两关早在五月七日已被官军占据，屏障已失，可说已兵临城下了。
毓英在处理完迤东南清剿和善后事宜后，即于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初九日从省城起程率新军赴迤西。二十六日行抵镇南，查各路军情，总兵杨玉科已将大理城外各处贼营碉楼先后攻克，擒斩贼将领多名。该总兵手被枪伤，仍负创督率官军直抵城隅，越濠而垒，开挖地道，设法攻取。行抵楚雄时，接杨玉科禀报：大理东南角城墙已轰倒数十丈，官军由倒口冲入，逆匪死力相拒，加以城内街道尽建营碉，未能得手，精锐伤亡甚多，副将徐联魁亦受重伤，专盼新军接应。毓英即飞饬头队官兵5000人急驰下关相机接应，并饬后队官兵星驰前进。总兵杨玉科及时总结经验，把东南重点进攻改为“四面合击，约时并进“，使贼首尾不能相顾，其势既分，其力必单，并将此次运到开花大炮二十位排列城上，昼夜环击。所有贼营、碉楼、木栅攻毁大半，炮石击入内城，守陴之贼逐日伤亡”。“杜逆见事势危急，于二十五日巳刻亲率死党万余，由伪禁城冲出接仗。杨玉科督军迎敌，战至二十六日向明不能撤队。而四面官军侦知杜逆出战，均各带劲旅兜剿前来，更番叠战，尸骸枕藉，血流成渠，毙贼约五、六千人，杜逆败溃入城，闭门死守”。（注5）杜文秀自知势穷已难逃厄运，逃回紫禁城后即服毒自杀。伪大司衡杨荣，伪大经略蔡廷栋、伪大冢宰马仲山等为争取获得喘息，放话情愿求抚，趁杜逆服毒尚未气绝，遣令衰迈老回将杜逆和其伪帅印，伪衣冠一同献解呈缴。杨玉科见杜逆呕吐不言，已将气绝，再延时刻，反逃显戮。当就军前正法，割取首级同伪帅印、伪衣冠解呈查验，并将可否准其就抚之事前去向毓英请示。其时毓英已行抵距大理府城约120里的红岩，接报后，当即驰赴五里桥驻扎。于十二月“初四日亲往城外周围巡视，见西，北两面城中贼营贼碉十分坚固，又密探得内城之贼填街塞巷，垒石修垣，当即严讯出降老回马大鹏……恐系诈降缓兵，况蔡廷栋前次围省被获，业经奏明交提臣马如龙严加管束，立功赎罪，旋复逃回大理，贻害又已三年，是其怙恶罔悛，非恩义所能化导”。于是毓英“商饬杨玉科督令各营慎密防备”。“该逆贼既以诈来，不如即以智取”（注6）决定由杨玉科精选并带领200名敢死之士，于十二月七日随协同署太和县谭席珍入城安抚。初九日巳刻，杨玉科由县署溷入伪府，喝令兵勇占据伪府之炮楼，居高临下，贼虽围攻而未能得逞。贼死守伪紫禁城各门，城内城外不能联络，毓英亲督各军乘夜四面架梯登城。杨玉科亦由伪府挥兵夹击，立将伪紫禁城南城楼夺据，内外有了联系，于是轮番血战，逆贼见势不能支，于十一日黎明举火自焚，分股由东、西、北三门夺路狂奔。而城门外四周早有防备，逃出之贼众或被生擒，或被打死，无人能侥幸。共被消灭近4000多人，其中生擒伪大冢宰马仲山、伪大司衡杨荣、伪大经略蔡廷栋等主要头目21人，杜逆经营多年的老巢、帅府被完全攻克。大理一役，据统计官军将弁士卒先后伤亡者六千余人，而贼匪伤亡者达数万之众，凶酋悍党悉数歼除。“十二年正月，捷疏入，谕曰：‘杜逆倡乱以来，流毒十有八载，攻陷五十三城。岑毓英于兵单饷绌之时，激励众心，坚忍耐苦，先将东南各郡次第荡平，然后专事迤西，卒使全境肃清，渠魁授首，实属谋勇兼裕，功绩懋昭。岑毓英著赏穿黄马褂，并赏给骑都尉世职’”。（注7）
大理攻克后，毓英仍留驻大理，一面做善后工作，一面指挥攻取杜逆余党仍占据的边远贼巢，当年十二月十五日攻克蒙化厅所属的大围埂，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五日攻克小围埂，二月二十五日攻克顺宁府城，四月初三日攻克云州，五月初四日攻克腾越厅，至此以杜文秀为首的滇省回乱便被全部肃清。“上嘉其亲临前敌，调度有方，赏加太子少保衔，改骑都尉世职为一等轻骑都尉”。（注8）
从杜文秀于咸丰六年（1856）自称“总统兵马大元帅”倡乱建立伪政权算起，到全部被肃清共经历了十八个年头。从毓英于同治五年（1866）出兵镇雄和猪拱箐开始贯彻落实“先东后西”战略方针起，到滇省回乱全部肃清，则用了八年时间。这八个和十八个年头看起来很长，从历史看，应该说还是短的。毓英于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所上奏的“官军克复大理府城首逆伏诛全郡肃清折”中说：“臣等查杜逆倡乱以来，流毒一十八年，攻陷五十三城，西扰及四川会理等州，东窜踞贵州兴义各属……当年占踞迤西不过区区一隅，何至如火燎原，不可向迩，实缘大理天生奇险，以上、下两关为锁钥，苍山洱海为藩篱。唐宋之际，蒙、段割据五百余年，李宓之师下关，复军二十余万。”八个或十八个年头对比五百年，时间是短的。伤亡六千人对比复军二十万，兵力损失是少的。但如果不是实行“先东后西”的战略方针，先在东部歼灭他大量有生力量和他的同党，也许还会蹈历史的覆辙。因此清剿滇省杜逆之乱的胜利也就是毓英“先东后西”战略方针的胜利。
二、云南回乱的平定为滇省抗击殖民主义者侵略创设了条件。
正当云南平回乱之时，也是英法殖民主义者窥伺滇境之日。岑毓英没有放松警惕，当滇省回乱全部肃清后，即派人赴越南进行侦探，得知法人已于1873年10月攻破越南北圻河内，随即调派兵力加强边境防堵，以期有备无患。光绪元年（1875）正月在腾越地区的蛮允发生了英国探路队翻译被野人杀害事件，也叫玛嘉理事件。事件发生后，英国大做文章，英国驻华使臣威妥玛频频向清政府施压，一时云南滇缅边境地区疯传英国派兵五千人由缅甸蓝贡海口至云南交界处驻扎，好象战争迫在眉睫，以致边民人心惶惶。而毓英却十分冷静，量英人不敢越界入侵。他说：“彼族市侩之徒，尤惟利是尚，既不以诈力取滇于大乱之时，岂肯用兵于全滇底定之后？”（注9）又说：“窃意英人不过长于水战，而轮船仅能至缅甸之新街，由新街至腾越厅城尚有一千余里，沿途深山密林，彼悬军深入，馈餉不继，断难久支。况滇省易勇为兵，各营皆百战之士，但得餉需稍裕，不患不能克敌也。”（注10）滇省回乱的平定提振了滇省中国军队抵御外敌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英国对滇省入侵的企图。
其实真正对滇省构成威胁的不是英国而是法国。法人侦知从河内溯红江可船通云南的蒙自，于是决定先图越南的北圻，再图中国的云南。法国于光绪八年（1882）四月二日夺占河内，否定中国对越的宗主权，清廷便决定以武力相拒。同年五月，清廷紧急调已署福建巡抚的岑毓英回滇，授予云贵总督职衔，八月二十一日抵达云南省昆明，立即研究边防事务并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对滇越边境汉、回、夷杂处容易生衅之地，先严加约束，庶无内顾之虞。光绪九年（1883）四月十五日，毓英离昆明向蒙自、开化进发，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旨挑带二十营共计一万人出关，原计划直奔越南山西驻防，以与驻守北宁粤军相联络，可十二月初一行抵通海县时接报山西已失守，军情有了很大的变化，只好水陆并进，分驻宣光、兴化。光绪十年(1884)正月十五日行抵兴化附近之家喻关，得知法军将进攻粤军驻守之北宁，毓英即派刘永福营前去支援，可粤军纪律涣散，大多吸吃鸦片，也缺少战争考验，不挖地营，难防法军的炮弹攻击，尽管有兵四十营，却抵挡不住法军的进攻，加之法军有城内散匪接应，北宁便于二月十五日失守，粤军退守太原，二十二日法军追击太原，粤军各自走散，毫无抵抗，军事形势顿起重大不利变化，此时西边的滇军与东边的粤军已完全失去联系，情况不明，滇军的粮路和军械运输亦已受阻。在此情况下，往后怎么办？毓英不能不作考虑了。二十九日他在“太原失守越事万难补救请旨办理折”中说：“伏查越南军事，当上年山西未失以前本可设法挽救，故臣奏请带兵出关，驻扎山西，相机筹办。讵料尚未启程，而山西先已失守。经营两月，始将兴化防务布置就绪，犹望北宁兵多守固，与兴化联络支持，可以力当敌冲，臣故奏请添拨协餉，增募勇营，分道进规，为釜底抽薪之计。今北宁、太原相继沦陷，道路梗阻，臣与广西抚臣徐延旭音问不通半月矣。谅山一面情形何如？实难悬揣。至兴化城，紧接江边，江水一涨，轮船直抵城脚，难御炮弹，早邀圣明洞鉴。……窃揣越事如将倾大厦，断非一木所能支。臣与诸将领纵力图捍御，即幸获胜仗，法人断不甘心，势必大举报复，兵连祸结，漫无了期。今兴化城无半月存粮，转瞬江水涨发，烟瘴盛起，是时守既不能，退又不得。臣受恩深重，虽捐糜顶踵，未能仰答万一，在臣固不足惜，其如国体何？况诸将士皆百战之余，犬马报效，为日正长，曷忍轻于一掷，如乘此全师撤回，退守边境，尚可保全精锐，再图恢复。惟事关重大，臣未敢擅便，相应请旨敕下遵行，臣不胜屏营待命之至。”然军情瞬息万变，此时据报，法人教匪由太原窜迫宣光，欲绕出青波、夏和抄袭滇军后路，毓英再于三月二十日在“官军粮尽势孤退守边境折”中说：“臣伏查越南腹地各省，俱为法人占据，即株守兴化小城亦属无补于大局，况粮米已尽，转瞬江水涨发，敌人轮船抄出青波、夏和，粮断援绝，更属可虑。臣与抚臣唐炯往返函商，均以全军为上，意见相同。本应候旨遵行，因远在外域，奏折往返必须五十余日，事机危迫，万难守候，臣即饬各将领将军火、军装先行运回，再将兴化营盘、城楼毁平，于本月十二、三、四等日陆续拔回。”
这次进军越南其目的就是要把法人赶出越南，至少要赶出北圻，以恢复中国对越南宗主国地位，使之成为中国西南的藩篱，以固边疆。东线粤军的败退，西线滇军的撤离，宣告这次进军已经失败，中国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再也无法挽回了。清廷对毓英未经奏可即行撤军，仍给予降二级留任的处分。从现在看来，根据当时形势紧急，奏折报可不能短时送达的情况，毓英果断及时撤军是对的，为将者，不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而要着眼未来，为下一次进军储备力量。
这次进军越南的失败，使法人气焰更为嚣张，限期要中国军队全部撤出并赔款，中国未予答应。为迫使中国接受他的无理要求，便以军事相威迫，派军舰攻击福建马尾海军和船厂，并攻占台湾基隆，围困台、澎。中国海军无力解台、澎之围，为迫使其撤离台、澎，仍着意在越南用兵，使其无法多地兼顾。光绪十年（1884）七月十二日毓英奉旨再次出关，离马白关起行，挥军向南进攻，九月二日先头部队进抵宣光，法军极力踞守，继而予以围困。在围困和打援中，消灭了不少敌人，收复了周围不少地方，大挫敌人锋芒。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初七日至初八日，滇军在临洮接仗，先是临洮之敌出城进攻李应珍部，“李应珍率众出营奋击，毙敌百余名，身受枪伤，仍力前阵斩五画一名。韦青云、沙如理各身受数伤，亦奋进斩三画，一画各二名，真洋人首十余级，敌死力抵拒，覃修纲从后夹击，张文擎、阮文如、陈春檀亦奋力合击，皆以一当十，阵毙白帽法人二百余名，红衣洋人四百余名，教匪千余名。战至亥刻，敌大败，四面冲溃。查点兵丁，阵亡三十九名，员弁兵勇受伤一百二十余员名，共计夺获洋枪器械、食物皮匣、红白衣裤、洋帽共计一千四百余件，地图、书籍数百件，并解到营。越民无不称快，佥谓自法人入越，未有如此次大受惩创者”。（注11）而“国史列传”则说：“历二十余日，大败法人于临洮府，阵斩法酋七画以下数十人，白帽红衣洋匪二千余人，教匪七八千人。乘胜攻破梅枝关、不拔县，广威、永祥二府，进捣山西、河内等省。越南之兴安、宁平、南定、兴化、太原各省义民，闻风响应，共举义旗来迎滇军。”
在此稍后，由提督冯子材指挥的东路粤军，于三月二十四日大破法军于镇南关，二十九日克复谅山，伤法军统领尼意立，毙法军数百，是为谅山大捷。临兆大捷与谅山大捷震动了法国朝野，迫使法国主动求和，在原来早已议定的和约上签字，法国不再要求赔款，同意解除对台、澎封锁和撤出基隆，粤、滇军撤回边界，重新勘定边界。这次出关作战，以中国获胜而告终。有人会提出：中国军队为甚么不乘两个大捷继续向南推进，收复北圻和整个 越南？要知第二次出关作战的目的主要是迫使法军退出基隆和解除对台、澎封锁，这个目的达到了，作战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如果要继续向南推进，打更大、更持久、更深入的战争，就当时清朝中国的财力、物力和军队的装备水平都不可能保障完成这个任务。当时中国历次中外战争和内乱，造成割地赔款、鸦片泛滥，已是百孔千疮，民穷财尽，西线的滇军离国门不算很远，投入的兵力也不算多，却经常陷于军饷和粮食供应不上之苦，若继续往南推进，分地驻守，则非要投入更大的兵力不可，军饷、军粮的需求更大，财力和运力更难解决，想把法国侵略军赶出越南，就只是一个奢望而已。
同年五月，诏嘉毓英调度有方，懋著劳勩，加一云骑尉世职。
总的说来，中国军队两次出关在越南作战，虽未能恢复中国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把法国殖民主义者从越南赶出去，但给了法国殖民主义者以沉重打击。法国殖民主义者，虽占据了越南，但以越南为跳板，进一步侵略中国西南边境这个目的也未实现。单就云南来说，不是先有回乱的平定，就不可能有岑毓英两次出关对法军作战，就不可能有临洮大捷，就不可能有边界的划定，就不可能有滇越、滇缅边境的持久安宁，英、法殖民主义者未能通过战争手段占据云南一寸土地，索取一分钱赔款，这就是岑毓英“攘外必先安内”战略思想实践所带来的结果。
三、对有关岑毓英功过几个问题之我见。
对岑毓英经理云南的功过，有不少书籍和文章有所评论。有的说有功亦有过，有功是指坚决反抗英法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过是指对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族举事的镇压。有的说岑毓英在抗击英法殖民主义者的同时，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则是功微不足道，过却是罪大恶极。对这些认识和评论应怎么看，大有探讨的必要。
1、杜文秀领导的回族举事是叛乱不是起义。
对杜文秀领导的回族举事该不该镇压，牵涉到对这个事件的定性。有的认为云南回族是少数民族，受到汉族压迫，而清朝政府腐败，不能公正对待民族矛盾，是忍无可忍被迫起来反抗的，基于对杜文秀是反对民族压迫和清朝腐败统治的认识，就认定杜文秀的举事是正义的，便称之为“起义”。对此，我们还得加以分析。
第一、不能认为凡是牵涉少数民族的事，少数民族的一边都是对的。回族就云南人口整体来说可能是少数，但就迤西的人口来说，可能就不是少数。为甚么迤西的回族与汉族矛盾那么激烈互相仇杀？多数是回族要侵占汉族的田地和房产，想把汉人赶跑。我们从岑毓英的奏折中看到，当杜文秀派大军东征围困省城昆明时，周边的回族就乘机侵占汉族的田地和房产，汉族人便离乡背井，当回乱平息后，出走的汉族人回来要求归还被占的田地和房产，政府便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处理，既满足汉人的合理要求，又要对回族妥善安置。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为什么云南那么多少数民族，惟独回族与汉族矛盾较大，其他都相安无事？这不能不从回族自身找原因。回族是以信奉伊斯兰教集合而成的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生成有很大区别。回族有极强的宗教信仰，容易基于对伊斯兰教的信仰而集合在一起，而具有好斗的精神，就象在越南的中法战争中，真正的法军是少数，多数是法国的传教士通过多年的基督教传播，拥有众多的信徒，被他们蒙蔽、夥胁而组织起来的教军，充当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帮凶一样。清朝政府对云南特别是迤西的回汉矛盾不是不作处理，而是杜文秀觉得还不能完全满足其要求而已。道光二十七年，清廷派被誉为刚正不阿的山西巡抚林则徐署云贵总督，主要处理云南回汉仇杀问题，林则徐本着“只问良莠，不分回汉”的原则，查处了作恶的顽民共921人，其中回民491人占53.3%，居多数。所以仅说回族被抢夺、被杀是片面的。
第二、不能认为凡是反清就是对的。不错，清朝晚期是腐败的，最终会受到人民的反对，但反对要看时间和形势。当清朝道光年间鸦片战争（1840）以来的五、六十年间，中国饱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欺凌，被迫割地赔款，又强售鸦片，弄得民穷财尽，国力虚弱。此时中国的民族主义和西方的殖民主义已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国人要求团结一致和奋发图强对抗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就象广州三元里人民反抗英国侵略军那样。而杜文秀却置大局而不顾，于清咸丰六年（1856）在大理成立伪政权与清廷对抗，大搞内耗。为此，清廷一再想招抚与之和议，但杜文秀一再拒绝，他说：“至若迤西……十八土司俱各袭职，文则划策，武则立功，三教同心，联为一体，纵不能远期大成，亦可以偏安小就，效法南诏，历年八百。揆诸时势，差堪自信。若一从和……富贵失望，贫贱交迫……此难于和者一也”。（注12）这里所说的“大成”，就是窃踞整个云南，所说的“小就”就是窃踞迤西，他要效法南诏国，在整个云南或迤西建立“大理国”，南诏国能统治八百年，他也能长治久安，经过对目前时势的揣度分析，他对实现这些目标十分有信心，所以他始终拒绝清廷的和议，他一心要做“大理国”的皇帝，享受富贵，仿照北京在大理城内建起了紫禁城和宫殿，正等待时机宣布“大理国”的成立，就可以登基当皇帝了。杜文秀反清，主观上是趁清朝屡遭外患应接不暇之机将迤西进行窃踞，客观上又分散和消耗国力，助长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完全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心愿。所以杜文秀的举事毫无正义，纯属叛乱。
2、玛嘉理事件是否是由岑毓英策划的？
玛嘉理事件发生后，毓英根据朝廷的训示作了详细的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多次向朝廷上奏，已肯定为边境中国一侧的野人所杀，并捕获参与杀害玛嘉理的野人凶犯九名，押解到省城受朝廷派去的官员讯明，应当说是确凿无疑的。当然英方不予认可，那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当今却有一些书籍和文章附和当时英人的说法，说此事件的发 生是事先经毓英部署和策划的，尽管出发点各不相同。有的甚至连英人都没说的却添油加醋，说柏郎领导的探路队受到清军的阻击，还开了火。看来这些说法并没多少事实依据，完全是分析和揣测出来的。这些说法与毓英办事的风格，格格不入。毓英对朝廷的训示一贯是认真执行的，如有不妥的地方，也必经奏可后才予改变。柏郎领导的英人探路队从缅地入境是经过朝廷研讨同意的，而翻译玛嘉理是持有中国总理各国衙门咨文和护照的。尽管毓英对此可能有看法，但不可能做与朝廷不一致的事，特别是涉及洋人的事，他更特别小心。就在上年即同治十三年（1864）正月二十四日在上奏“越南有警筹防滇边折”中就说：“伏查开、广、临安回夷杂 处，素称难治……所虑越南各匪假冒法人，以通商、游历为名，混入滇境，攻陷城堡，勾结回夷，肆行窜扰，更恐匪等假冒滇军名色，拦路抢杀，伤及法人，致起衅端。洋人在滇境遇害特别是有官职的外交人员遇害，会产生甚么后果，毓英是很清楚的并早就作出预防，他怎么会违抗朝廷的指示而亲自去策划这类事情？说这些话的人除英国人外，是想以此表现出毓英仇视和抗击殖民主义者的决心，但这些描述并不能体现毓英爱国、果敢和刚强，相反却体现出鲁莽。对工作中的鲁莽，正是毓英时时加以警惕的，他在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上奏“遵旨筹办边务折”中说：“值此边疆多事，既恐稍有疏虞，又念大局攸关，不敢稍涉孟浪”。“孟浪”就是鲁莽的意思。笔者认为玛嘉理为野人所杀应当是可信的。无独有偶，在玛嘉理案发十一年后即光绪十二年正月在迤西龙陵边境缅甸一侧，又发生了野人杀害中国副将李文秀事件，此事件可作为玛嘉理事件的佐证，说明滇缅边境确有野人不受管束而为非作呆。
3、光绪二年毓英丁忧开缺是否主要是出于逃避罪责。
上面说到有些书籍或文章说玛嘉理被杀是岑毓英事前布置和策划的，所以在谈到毓英继母去世而丁忧开缺朝廷给予钦准时，都分别用上“借机”、“有意庇护”、“革职”等词，好象毓英丁忧守制不是主要的，而逃避追责才是主要的。这样的影衬肯定不符合事实。我们不妨重读一下毓英的“闻讣丁忧开缺折”，折说：“窃臣生仅数月，慈母见背，全赖祖母邓氏同父亲保抱携持。三岁后复得继母谢氏抚育，甫成立而父亲病故。……于咸丰十年正月十九日，祖母邓氏在任病故。臣系承重嫡长孙，例应丁忧，因云南军务紧要，经前督抚臣张亮基等奏留署任，带勇剿贼，奉旨允准，不得已墨绖从戎。”这段描述，表明在为国尽忠的同时，未能为家尽孝，而深感内疚。又说：“粤省军兴，臣即办团防剿，嗣闻滇省军务吃紧，带勇赴援，于咸丰九年克复宜良县城，奉委署县事，……旋蒙皇恩高厚，补授迤南兵备道，继受藩司，升授巡抚。”这些封赏的得来都与父母及祖母的抚育和教导分不开的。“十数年来，臣继母谢氏，均就养在滇，备历艰险，每值贼匪围城，事势危急，辄语臣曰：‘汝受国重恩，当致身图报。如事不济，我定举家自焚，毋庸顾虑。’臣懔遵慈训，力图报称，不敢稍有疏懈。”毓英很早就想回西林那劳省亲，“同治十一年东、南两迤军务肃清后，臣继母离乡年久，思归念切。臣命胞弟毓祥、毓琦侍奉回籍，藉慰亲心。时臣继母年近七十，气体衰弱，素有咳痰，时发时愈，臣深为悬念，因迤西军务未平，不敢请假省视。同治十二年全滇底定，臣由大理撤师旋省，前督臣刘岳昭晋京陛见，臣奉旨兼署督篆，辞不获命，拟俟其回任即具折陈请入觐并请假回籍，终制省亲，稍遂乌私。迨刘岳昭获咎开缺，奉旨以刘长佑补授云贵总督，臣复盼其早日到滇，得以交替。讵料于本年三月初七亥时，忽接胞弟毓祥等来函，臣继母自入春以来，咳疾增剧，医治无效，竟于二月二十八日在籍身故”。又说：“臣系属长子，例应丁忧。……回籍守制，无任迫切屏营之至”。此时再没有比暂时卸下公务、丁忧回乡更为迫切的事了。
这篇奏折充满了忠孝之情，只有“力图报称”之描述，没有只字半句办错事有违圣上的悔恨，丁忧回籍完全是出于尽孝，没有掺杂半点其它私念。如说他利用丁忧的机会逃避追责，规避惩罚，那是对毓英极大的伤害。英人之所以要利用玛嘉理事件追责岑毓英，那是因为岑毓英是他们入侵云南的最大障碍。岑毓英把他们的代理人杜文秀除掉了而恨之入骨，非要把岑毓英赶出云南不可，这完全可以理解，而我们则不能人云亦云。
毓英丁忧回籍守制约两年多，他充分利用这两年时间尽展孝思，他知道不这样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于是他努力为宗族和家族办事，在那楼修建了岑氏宗祠，在桂林修建了家庙，在宾阳重修了岑仲淑公墓并在墓地附近购置田地，其收益供祭祀用，他继续收集资料，为修编《西林岑氏族谱》做准备，该谱终于在光绪十四年（1888）编印完成。此时他为国、为家、为宗族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可谓忠孝两全，这一生也就过得比较完美、过得有意义而毫无遗恨了。
2016年10月3日于南宁
注1：引自常熟翁同龢“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太傅云贵总督岑襄勤公神道碑铭”
注2：同上
注3：引自“国史列传”
注4：引自同治十年六月十六日“滇餉奇绌并值水灾请严推协餉折”和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各属灾田分别减免钱粮片”。
注5、注6：引自“官军克复大理府城首逆伏诛全郡肃清折”。
注7：引自“国史列传”
注8：引自“国史列传”
注9：引自光绪元年四月二十日“遵旨复陈折”
注10：引自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三日“遵旨筹办边务折”
注11：引自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五日“收复缅旺清水清山两县暨临洮大胜折”
注12：引自杨怀中主编《回族史散论》——杜文秀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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