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氏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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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延旺于2022-10-27的留言：
湖南永州江华岭东一带散布着岑氏，因为文革时期族谱被毁，但是按照广西西林字辈排序，不知道我们是哪里来的了，老一辈说以前跟桂岭一带岑氏族人有联系，进入21世纪后，没联系了……有没有人考证一下。 -
岑卫东于2022-05-13的留言：
岑氏亲人们，大家好！我是岑卫东，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产物”。机缘巧合吧，终于能在这里见到如此多的岑氏亲人们围聚一堂畅所欲言，很是心慰，同时也带着一丝丝的遗憾！因为我还未出生时，爷爷（岑定伍）就不在世了，后来妈妈生我的时候，又遇上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可能是文化大革命复杂的氛围和我俩兄妹当时还小的缘故吧，爸爸（岑国玉）一直守口如瓶，极少对我们兄妹俩谈起他的身世和爷爷的事情，甚至我妈妈都不知道一丁点。再后来，我爸爸有一天突然得了急病，很快就离我们而去了。我现在只有了解到爷爷（岑定伍）有一个兄长，在逃难时失散了（名字不详），之后爷爷就做起了生意，并雇佣了工人协作 他，听说爷爷的生意还做得不错（当时那个时代，我爷爷属于榨取贫下中农的血汗，走资本主义道路，政治身份不良，是要受到批斗和坐牢的）。不知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否找到一点点的线索否？愿上天给我一点希望，也愿能从岑氏宗亲网里能得到一点点的线索。万分感谢！！ -
岑炳旺于2022-04-02的留言：
我们想增加人才库，有一位岑氏后裔在南宁二中任副校长，另一位在平乐县交通局任副局长。 -
岑勇于2022-03-08的留言：
祖墓碑文： 莫为之前雖美弗彰，莫为之後雖盛传我，祖之前後，世襲於朝，而受爵者，其历有可纪矣。 一始祖岑公諱彭。汉马功劳擢授廷行大将军乃湖广襄汉南阳始镇也。 一始祖岑公諱世铿。擢授怀远大将军乃溪洞镇也。 一始祖岑公諱永珍。擢授盟威大将军亦溪洞复镇也。 一始祖岑公諱伯颜。擢授田州中顺大夫试也。 一始祖岑公諱永泰。擢授恩州奉训大夫试也。 一始祖岑公諱辉。擢授岜鈴汎官总司守也。 一始祖岑諱光裕。为国亡身，蒙上宪不忍昧功臣，柱碑立祠，以祀之留後。仲述分住于此，只克全後裔分为五枝，有孙国泰初头门庭，继後子孙荣昌。皆由祖德流芳，以及於今孙等，歆潜恐夫特著表於，兹以头不忘之意耳。 -
岑厚霖于2021-11-18的留言：
自从19年我爸过身之后，我就一直没怎么接触岑氏宗亲的事和东西。今天忽然好想我爸，点开了他的微信头像，看到朋友圈，发现了这个宗亲网的链接，就进来看看。我想说 是，家里还有很多我爸当时收集什么关于族谱的资料。不知道有没有人需要？希望能对大家有用，不用放在家里蒙尘。
岑氏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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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毓英集》前言
信息来源：岑氏宗亲网
作者：
更新时间：2009-11-28 22:26:39
《岑毓英集》前言
广西师范大学 黄振南 教授
在清代人留下的文集中，岑毓英的集子颇耀人眼。相形之下，岑毓英集子的篇幅虽比不上同时代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集子，但因岑毓英是壮族历史十分重要的人物，长期治理西南政务，还曾在美丽的台湾岛上留下政声，又是中法战争陆路战场上官阶最高的指 挥官；云贵高原有他督军防边的脚印，回民反清与他有千丝万缕的瓜葛，援越抗法有他扬鞭策马的身影……而其“一门三总督”（岑毓英身任云贵总督，其弟岑毓宝曾任代理云贵总督，其子岑春煊任两广总督）的家世，比起宋朝率兵反抗朝廷，建立过短暂政权，当过“仁惠皇帝”的壮人侬智高，岑毓英的影响并不逊色。文随人贵，岑毓英留下的文字成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
同为壮家之后，我和白耀天先生能够为岑毓英的集子标点，深感荣幸之至。按照惯例，在这本集子标点本出版之际，特作些许文字介绍岑毓英其人其书，以及与标点工作有关诸问题。
一
岑毓英，字彦卿，号匡国，谥襄勤，因在60岁时“晋太子太保衔”，[1] 故被称为“岑宫保”。
道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29年6月26日），岑毓英出生于广西泗城府西林县那劳寨（今西林县那劳乡那劳村那劳屯）。“那劳”系壮语地名，“那”意为田，“劳”指动物脂肪，“那劳”即像动物脂肪一样肥沃的田。这个田地肥美的寨子，被誉为“鱼米之乡”，位于西平河与驮娘江交汇处，与今田林县和隆林各族自治县为邻，是西林县的东大门。得天独厚的那劳寨养育了岑毓英，这个小山村更因岑毓英功勋卓著而名声远播。传说他“生之夕有大星流于屋上，光芒爚曜，邻里惊异，维岳降神。”[2] 或许是其成名后附会之说，但后来其名贯那劳，荣华富贵，却是不争的事实。
岑毓英是从娘胎降生的人，而非上苍下凡的神明。他走出偏僻的壮族山寨，成为功名显赫的封疆大吏，是特定社会条件下主客观因素促成的。
据记载，岑毓英天资聪颖，4岁时“甫受学于庭，日识数十字。”[3]“五岁授书，即能举字义诘塾师，因事问难，妙契理解。”有一天，他和爷爷在屋边看打鱼，时值河水上涨，爷爷问岑毓英：“渔者，水大得无病鱼乎？”岑毓英率尔对曰：“以孙思之，当不其然。鱼病无水，不病大水，犹人病无风，不病风猛也。”孙子如此敏捷的思维，令爷爷“大奇其言”，认定岑毓英将是振兴岑家的栋梁之材。[4]
正因为岑毓英自幼聪明伶俐，望子成龙的长辈们对他寄予特别厚望。而岑毓英的家称得上书香门第，其父岑苍松“以文学起家，补博士，……每秋试赴桂林，必购书数簏归，……晚乃教授于家，课毓英兄弟。”[5] 严格的家教之外，岑苍松还想方设法送子上学，让其接受良好的教育。从岑毓英求学的历程，可以看出这一点：
5岁时从家塾周大漠受学；
6岁时改从韦文新受学，凡6年；
11岁时从许汉阶受学，凡6年；
14岁时负笈徒步至云南省广南郡城从举人周虹舫受学；
15岁时自广南还家肄业；
16岁时复至广南从贡生殷仲春受学；
17岁时赴西林县城应试，获第一名；
同年赴泗城府（治今凌云县泗城镇）应府试，获第一名；
同年赴奉议州（治今田阳县田州镇兴城村那赖屯）应院试，获西
林县学附生第一名；
19岁时偕其弟岑毓祥赴广南从殷仲春受学，至21岁时回家侍奉病
父。
不言而喻，家长的殷切期望是岑毓英远离家乡，向名师求学的前提。而读书刻苦，则是岑毓英成就大业的基础。据载他3次游学广南的5年间，“齑粥其食，缯布其衣”，“闻人有书，婉转假贷，穷日夜诵读，或怀饼就抄。僦居环堵之室，冬不炉，夏不扇，风雨篝灯，率至丙夜。资用屡不给，同学劝应连城书院课试，辄前列，获奖膏火，藉供薪米。刻苦淬励，抗希古人。”[6] 可见，岑毓英为求取功名所做的努力非同小可，他功成名就就是孜孜矻矻，勤奋学习的结果。
二
弃笔从戎，是岑毓英一生的重大转捩，更是时势使然。
道光二十五年（1845）县、府、院试三连冠之后，岑毓英曾“励志科名，讲求经济，以远大自期”，[7] 遂有偕弟第三次赴广南求学之举。但是，父亲病重，兄弟俩不得不在这次游学广南的第三个年头（1849年）回家伺候左右，无法继续学业。岑毓英、岑毓祥回天乏术，病入膏肓的岑苍松医治无效，撒手人寰。
失父之痛未愈，局势动荡，风云乍起。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约2万人在桂平县（今桂平市）金田村武装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星火燎原，八桂大地顿时遍燃革命烈火，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势如破竹，斗争矛头直指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面临王朝倒塌、王冠落地的血光之灾，清政府下令各地举办团练，用地方武装对付农民起义队伍，以弥补正规军——八旗兵、绿营兵之不足。
岑家有文武兼备的传统。1846年，西林附近发生战乱，岑毓英之父曾“奉邑宰檄联保甲，扼险要为预备，寇不敢侵掠，乡里获安。”[8] 而岑毓英则在“读书之暇，偶习弧矢剑槊，导引血气，久之并娴其技。”[9] 正当太平天国革命如火如荼之际，22岁的岑毓英被任命为西乡团总，其操刀练剑技艺有了用武之地，并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当时的西乡，含今西林县那劳、西平、那佐、弄汪、普合等乡。当上团总后，岑毓英召集丁壮，加紧训练，并捐献家赀，筹粮制器。因保地方平安，得官府赏识，岑毓英被定为县丞人选，为其进入官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争选县丞过程中，岑毓英与商人叶正邦发生械斗，岑失利败北，遁至云南当矿工。在矿上，岑组织团练护矿，后被迤西总兵福升收编入官军，终于躲过一劫，为日后东山再起奠定了基础。
云南回民反清烽火燃起，为岑毓英平步青云提供了机遇。咸丰七年（1857）起，岑毓英在福升军中攻城夺地，表现不俗，连连升迁，由知县而知州、知府，飞黄腾达。
同治元年（1862），是岑毓英官运亨通的一年，这一年春，岑毓英被任命为代理云南布政使；入秋后又加按察史衔，并换花翎，令人侧目。
由此以往，岑毓英在与反清回民进行的斗争中接连获胜，频频得到朝廷奖赏。在赶跑占领省城昆明的马荣之后，岑毓英奉命率军东进，连克寻甸、曲靖等重镇，生擒马荣等回将，被朝廷授予布政使衔，并赏勉勇巴图鲁名号。
在岑毓英的军事生涯中，与陶新春、陶三春大战猪拱菁、海马姑影响颇大。位于滇、黔、川三省交界的猪拱菁，隶属贵州省威宁州，“八山环合，三面嶃然，惟青松梁一面可往来”，内有“广七十余里”的沃壤，外有三重门户，并有间道可通“壁立斗绝，大河带其前，鸟道攀援，仅容一夫”，被称为“铁桶江山”的海马姑。[10] 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余部及各族反清队伍，聚集在这个军事要地长达13年之久，“川、楚、黔军会剿，日久无功。”[11] 岑毓英率5 000名滇军，立下120天攻破猪拱菁的军令状，川、楚、黔军笑之曰：“是何异驱群羊而探虎穴耶？”岑毓英用各个击破战术，以124天实现荡平猪拱菁、海马姑的计划，二陶兄弟授首，[12] 令人刮目相看，得授头品顶带，时在同治六年（1867）。
翌年，岑毓英受任云南巡抚，进入地方大员之列。同治十三年（1874）兼署总督，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督抚任上，岑毓英主要做了下面一些重要事情：
一是平靖疆域。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境，与越南、老挝、缅甸为邻。由于种种原因，岑毓英接抚篆前后，该省局势动荡不安，“全局因循败坏，积日弥年。”[13]“滇疆糜烂，西南数千里，霾曀不见天日者，积十有余稔。”[14] 在这样的情况下掌抚印，岑毓英身上的担子不轻。施展他的军事才华，岑毓英支撑危局，出生入死，历经数载，使云南战乱大致平息。特别是攻下杜文秀的大本营大理后，与官军对峙长达18年，曾攻占53个州县的反清政权土崩瓦解，滇省底定。历任督抚倾全力而做不到的事情，在岑毓英手中变成了现实。
二是和辑地方。巡抚乃一省首脑，以治理所辖省境为己任。岑毓英接任滇抚后，为医治战争创伤费神甚巨。为加强财政管理，岑毓英一上任就裁撤因战乱而设于各地的厘金、外省协饷、各局捐项，统一由省城司道理财。[15] 为减轻商人负担，岑毓英决定停止原来因“兵饷支绌”而加收的土药阿芙蓉的税课。[16] 而对胆敢私刻图章，冒领夫役、粮米的岁贡生柳承绪，岑毓英亲自复审，“军前正法，以昭炯戒。”[17] 为解决战争造成田畴荒漠、民众衣食无着的穷乏，岑毓英在“经费万难之中，筹发耔种价银，以资补种杂粮，俾百姓不致失业。”[18] 同时招徕安抚流离失所的灾民，请他们回乡耕种丢荒的田地，并“行蠲缓钱粮若干，以资调剂。”[19] 面对自然灾害侵袭造成粮食减产的境况，岑毓英疏请“酌免地方钱粮杂派款项”，[20] 将“各属被灾田地应征钱粮分别减免”，[21] 以纾民困。战事平息后，岑毓英还请示停征“乡勇厘谷”，并“概行豁免”1872年前全省“民欠钱粮”，[22] 让饱受天灾人祸的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此外，岑毓英还撤兵汰勇，整顿工矿业，并恢复停了15年的科举考试。经岑毓英精心治理，云南全省生机渐露。
三是处理马嘉理案。马嘉理案亦称“云南事件”或“滇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英国为修缅甸仰光到中国云南思茅的铁路，派柏郎（Browne，Horace Albert）上校带武装探路队由缅入滇，英驻华公使馆派译员马嘉理（Margary，Augustus Raymond）前往迎接。1875年2月21日，马嘉理在滇缅边境被杀，英方借此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祸国殃民的《烟台条约》。马嘉理案发生在云南，岑毓英时任云南巡抚，无论如何，此案在他一生中都是挥之不去的一笔。但是，诸多有关岑毓英的载籍如《清史稿》、《清史列传》等都不提此事，岑毓英去世后家人所写的行状及名人们所撰写神道碑、墓志铭等，对此都只字不提。其实，本书卷11～13中的《英国翻译官马嘉理在滇缅交界被戕委员查办折》、《遵旨筹办边务折》、《英员观审请赦勿由缅入滇片》、《遵旨筹办边防折》、《滇省碍难通商片》、《抚绥土司以固藩篱片》、《查明马嘉理被野人劫杀现饬拿办折》、《英使威妥玛带兵赴汉口现饬查探片》、《驻缅英兵尚未越界滇边仍加意设防片》、《派员守催拿解野人凶犯并调腾越官绅候讯片》、《腾越拿获野人凶犯俟讯明起解折》、《英员柏郎暂缓由滇赴缅片》、《腾越拿获野人凶犯提省申办折》、《野人凶犯题解到省日期折》等，就是岑毓英办理马嘉理案留下的字据。按照上述折、片，马嘉理为“野人”所杀。但时人对此有不同说法，否定其事者称：岑毓英“遣弁戕英人马加里。”[23] 存疑者云：“当其督滇时，英人马加利探路遇害，致成交涉，传为所嗾使而虚实莫辨，或有询其颠末者，但笑而不答。”[24] 岑氏后人编的族谱写道：“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说马嘉理被杀是参将李应珍布置的，李是奉岑的命令，要求将岑毓英以及各官各犯提京审讯。光绪二年（1876），毓英公借继母谢氏病故，报告朝廷解任回乡，清廷亦允许他回乡避过风波。”[25]
丁继母忧是否岑毓英躲避风波的借口，于此姑且不论，但它使权倾一时、忙忙碌碌的岑毓英暂时离开官场，得以稍事休息，倒是的事实。
三
丁继母忧期满，岑毓英想到10多年前祖母邓氏病故时，因军务吃紧未能回籍守制，“复补穿孝百日。”[26]
光绪五年二月（1879年3月），岑毓英起复入都，得光绪皇帝三次召见，并授贵州巡抚，加兵部尚书衔。抵任后他着手裁冗员以清仕途，复营制以节财用，出兵弹压本省会党及湖南少数民族反清力量，安辑流亡，还民碉田，设立苗学，增置省垣书院，修建乌江铁桥，政声颇佳。
两年后，久历戎行而谙习兵事的岑毓英被调任福建巡抚，办理台湾防务（时台湾尚未建省，隶属福建管辖）。履职一年，他两次赴“水土恶劣，既隔重洋，复有烟瘴，内地人员多视为畏途”的台湾，[27] 制订台防计划，调兵遣将，筑台北城墙，添基隆炮台，为即将来临的抗法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同时，他还整顿吏治，赈济灾民；开山抚番，调整民族关系；疏浚大甲溪，并建桥其上；[28] 变更闽台航道，便利信息传递和民间往来。其治闽为时虽短，但成绩斐然，百姓称颂至今。
中法战争爆发在即，岑毓英擢升署云贵总督，时在光绪八年五月（1882年6月）。翌年实授，在其官宦生涯中登峰造极。
于列强环伺、大清王朝江河日下之际身膺疆寄，岑毓英镇定从容，加强地方建设和国防建设，成效卓著。
地方建设方面，岑毓英首先裁减厘金，革除夫马，减轻百姓负担。接着招商引资，开矿富民，增加财政收入。继之筹捐款项，修学校以课孩童，立敬节堂以维风化，设通志局以编方志。在岑毓英的倡导和主持下，云贵两省因战乱、天灾造成的民不聊生局面得到了全面整治，经济、文化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
国防建设方面，岑毓英发挥自己的治军特长，在密切注视帝国主义逐步吞食我邻国的同时，加紧练兵习武，筹办边防。面对法国侵略者从越南步步围营中国西南边疆的险恶情况，岑毓英派出精兵强将，在与越南接壤的临安、开化、广南三个边境府布阵严防，内地练军则汰弱留强，“养精蓄锐，与边军轮流更换”，[29] 对沿边少数民族，岑毓英继续以前“笼络为用”的政策，“无事则耕凿相安，有警则各自为守，庶无内顾之虞，得以专筹御侮，于防务实有裨益。”[30] 同时奉命派兵出关，暗中牵制侵越法军，为刘永福领导的抗法劲旅黑旗军撑腰。
欣然请命，亲自带兵出关援越抗法，是岑毓英毕生最亮的闪光点。岑毓英的身体力行，使之成为越南抗法前线官阶最高的清军将领，清朝最高统治当局高度赞扬此事，称岑“实属勇于任事。”[31]
在越南抗法战场上，岑毓英指挥西线战事，围宣光，攻临洮，切断越南陆路法军东西援应，为东路冯子材军在镇南关（今友谊关）痛创法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法战争结束后，岑毓英参与中越边界云南段的勘界工作。经与法方代表反复辩论，舌敝唇焦，争回了曾沦入越南的部分土地，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过完六十大寿之后，岑毓英除办理滇黔政务外，还离开云南省城到各地阅军。因久居边关，染瘴成痾；且长期行军作战，疾病缠身，查阅营伍途中“病发如前，加以头眩喘急，两足无力，万分作苦”，稍加调治后仍继续巡视阅兵。[32]
光绪十五年五月初八日（1889年6月6日），一代名臣岑毓英溘然长辞于云贵总督任上，享年61岁。
四
追述岑毓英的一生，功过同在，毁誉并存。青年时，他“以杀人逃入云南”，[33] 斯文扫地。初抚云南，因澄江府城失守被降二级留任；率兵出关抗法后，又因未奉谕旨擅自退守要隘，再次被降两级留任云贵总督。有记载说他“两眸恒闭，启则威光射人。耆杀，诛将校多手自刃。喜怒未尝形于词色，敬文士而密谋，则幕僚皆不得参预。”[34] 故有“跋扈霸才”[35]或“霸才跋扈”[36] 之称。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一段相当长时间内，学术界贬损岑毓英有“一边倒”的趋势，说他是镇压回民起义的刽子手，是回民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了云云。
对比之下，肯定岑毓英者是大多数。翻开历史文献，褒扬岑毓英的文字委实不少，如“岑 彦卿面目黧黑而雄姿沉毅。”[37]“其为人状貌雄伟，善驾驭。治军专用土人，亲与士卒共甘苦，食不兼味，终日赤足芒鞋，履山险如平地。卧木榻，不用衬褥，即贵为督抚，教子弟亦如是。性好动，习纵跳，如同猿猴。”故有人断定，中法战争后期若不是清廷下令乘胜收兵，“以毓英之声威，辅以刘永福、冯子材之悍勇，则克法军而扬国威，平越乱以固边防，亦意中事耳。”[38] 且不论中法战争结局是否可作如此逆料，单就其褒扬之语，即可知岑毓英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
说到岑毓英的军事才华，有人这样评论：“为滇抚日，所有帑项不及二百万而全省肃清，亦奇才也。”[39] 这是与其前任比较而得出的结论，说明岑毓英指挥作战确有一套办法。
治军之道贵在善于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人称岑毓英“长于应变，善驭悍将：杨玉科初颇骄蹇，尝杀仇，持头血模糊谒，公（指岑毓英——引者注）意诘责，即为变，公笑而释之。李维述杀人莫敢忤，公惜其勇，不深罪。……二人后皆为名将。”[40] 事实证明，知人善任，用人长技而不究枝蔓，是岑毓英军事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培育健全的心理素质，磨练承受和排解压力的坚强意志，是战场上赢得主动的关键一着。门人谓岑毓英在中法战争期间“或迅厉以赴机，或委曲以济变，或忍辱以负重，或勇断以蒇功，或默运潜移而隐患以消，或审敌蓄威而便宜是守，或心迹几难自明而久乃大白，或措施不求共谅而徐无异词”，[41] 要做到这些，确非易事。有人作过比较，在中法战争各战场上，“谅山、澎湖、基隆皆有利钝，而滇库始终无挠。且以云南极敝之区，而著绩若是，故尤以为难能。”[42]
至于岑毓英的为人处事，晚清大儒王先谦曾赞其“生平笃于师友，居官无声色之好。日治公牍，暇则观书，逮老如一日。所至旁求民隐、农夫牧竖、侬猓苗夷，皆与接见，训以孝弟，问其疾苦，分赉酒食。滇人虽妇孺，莫不知有岑公者。”[43]“在滇廿余年，恩信感人深。父老儿童，皆称‘我老宫保’云。”[44] 其勤政惠民，声望隆盛，可见一斑。
曾与岑毓英共事两年的云南巡抚谭钧培对岑毓英予以高度评价：“其生平得力，则在矢忠义以作将士之气，假便宜以尽将士之长。……每战短衣帕首，辄为前锋，屡受巨创，百折不回；且能与士卒同甘苦，故人乐为用，贼尤惮之。……凡攻下城池，分别胁从，不妄诛戮，资贼械以济军用，散贼财以特稿领，而已一无所私。……与将士枕戈待旦，并日而食，将不偷安，士皆用命，即越南义民亦依如父母，荷戈裹粮，乐为致死。……深悉士民之疾苦，所至以课士爱民为先务：于黔则还民碉田，安辑流亡，创造乌江铁桥，增置书院膏火；于闽则浚大甲之溪，筑台北之城，筹宾兴费，开恤嫠局；于滇则清田缓征，请加学广额，革除夫马， 裁减厘金，开办矿厂，修辑志乘，置公产以资会试，立敬节堂以维风化。举凡兴利革弊，不 遗余力。”[45] 贵州巡抚潘霨谓：“前云贵总督岑毓英抚黔之日，厘定营制，澄叙官方，既除暴以安良，乃兴养而立教，一切黔中要公，纲举目张，规画尽善，非独军民感戴，永矢不忘，即臣承乏黔疆，抚有成规，率循弗越，间有兴革事宜，往复咨商，机宜悉合。数年来得以绥靖边疆，民苗静谧者，实赖督臣前事之师。”[46] 岑毓英家乡的地方官称：“自军务肃清后，岑毓英已身膺疆寄，复念寇乱虽已而文教未修，慨捐廉奉于泗城府，重修文庙于百色厅，创建考棚于省城，贡院添修号舍，边郡月课筹设膏火。近二十年来，阖属文风渐振，人思奋于胶庠，学校聿兴，士欢庇夫广厦，迄今士食旧德，农服先畴，罔不登衽席而思庇荫，游庠序而乐薰陶，追报之心其何能已！”[47] 这些文字，是时人在岑毓英逝世后为其评功摆好之言，不免有言过其实之处，但大体说来，是比较接近事实的。
岑毓英还在世时，就有人对他肃然起敬。王闿运在《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年五月十四日（1876年6月5日）记事中引陆祐勤的话说：“岑署督（毓英）豪杰之士，颇读书，明史事，非但李钦差不及，虽今大吏鲜有及者。”[48] 王氏乃晚清著名学者，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其于岑毓英丁忧去职时借他人之言评岑毓英的学识，颇有权威。
更有甚者，岑毓英丁忧届满服阙，在北京城拜会了名噪一时的大师翁同龢，受到翁氏的莫大尊崇。《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五年二月十六日（1879年3月8日）记之：“晤岑彦卿中丞，其人渊然有学问之意，对之生愧。”[49] 翁氏乃光绪皇帝的师傅，学士渊博，才高八斗，面对岑毓英的谈吐竟然“生愧”，可知岑毓英确非草包。故身后人称“军兴以来，论边地人才，九牧同声推公（指岑毓英——引者注）为冠。”[50]“勋业炳蔚，九牧叹仰。”[51]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研究有功也有过的岑毓英，从资料角度来说，首推岑毓英自己留下的文字。而作为壮族重要历史人物，岑毓英留下的文字又是壮族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首次出版迄今已逾百年，除一些有影响的图书馆外，现多难寻其踪。后台湾曾予影印，但作为大型丛书之一而非单独发行，且因海峡两岸关系不睦，大陆学人能目睹其影印本者不多。即使能看到，也因其为繁体字刻本而阅读不便。再后，大陆出版过此书的标点本，但仍用繁体字排印，且发行量不大，读者亦不容易得。所以，重新标点，并用简化字出版本书，确有必要。
五
岑毓英毕生主要从军从政，赵藩为其撰写年谱时称“军旅倥偬，政务殷烦，章奏书檄，幕僚具草，手自核定，时有点窜，多中窾要。其存者为批谕奏疏六十卷、书牍二十卷，诸子与门人复辑公遗诗一卷、遗文二卷。”[52] 岑毓英的长子岑春荣为该年谱写的跋语说：“他如奏疏、书牍及诗文等集，卷帙繁众，俟校竣付梓。时光绪己亥夏。”光绪己亥即1899年，是年谱出版之年。其实，岑毓英的奏疏（即本书）早于年谱两年出版。为什么会出现上引赵藩及岑春荣之言？原来，年谱定稿与刻竣有数年之差，其序言写于光绪十八年（1892）便是明证。就是说，赵藩写年谱时奏疏尚未出版，岑春荣的跋语可能写得较早，所署时间“光绪己亥”是后来加上去的。或许是刻工为如实反映年谱刻完的时间，或许是刻工不知奏疏已经出版，故留下这一小小的矛盾之说。
赵氏所云岑毓英的奏疏、书牍、遗诗、遗文，除奏疏刻印出版外，余均未付梓。但在岑毓英纂修的族谱中，载有他撰写的文章若干篇，其中涉及族谱的就有11篇。[53]
而已出版的奏疏，便是本书，出版时名为《岑襄勤公遗集》，凡30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武昌督粮官署刻本（即岑春蓂刻本，岑春蓂曾任湖北督粮道）。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曾据此刻本全文缩小影印，并装订成6册辑入，编为第38辑第371～376册，由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于1976年12月印行，其新加封面书名中的“勤”字误为“勋”。
《岑襄勤公遗集》中仅有奏稿而无其他部分，故亦被称为《岑襄勤公奏稿》。本标点本改称《岑毓英集》，以与本丛书契合。有关标点工作诸情况，特作如下说明：
1. 本标点本据上述光绪二十三年刻本标点，原刻本为繁体字，今改用通行的简化字。
2. 原刻本首卷目录及正文独立于书前，兹将首卷目录并入总目录，首卷正文并入全书正文之中。
3. 原刻本首卷目录中的标题与正文中的标题不尽相符：或目录中有标题而正文中阙如，或目录中标题长而正文中标题短，或目录中标题短而正文中标题长。此次标点，均照录原文，并在正文页末酌加注明。
4. 原刻本中明显的不规范字，或系笔误，或为时人书写习惯，凡我 们能认定是不规范字的，均直接改为规范字，不另注明。
如卷4《攻克永北鹤庆镇南三城折》中“巷战”之“巷”字原作“ ”，兹径改作“巷”而不取原字；
再如卷9《汇保克复大理等城出力员弁折》中“资斧”之“斧”字原作“ ”，现直接改为“斧”而不保留原字；
又如卷11《循例护解缅甸贡使晋京折》所附《缅甸国王表文》内“金手箍”之“箍”字原作“篐”，今直接改作“箍”而摒弃原字；
又如卷25《复陈滇缅边务译呈英人递书折》中“奥区”之“奥”字原作“ ”，现径直改为“奥”而舍去原字。
至于其他出现频率较高的不规范字，如“ 弁”、“挑 ”、“ 奖”、“ ”等，应为“汛弁”、“挑拔”、“褒奖”、“畀”等之误，亦径直修改。惟原刻本“ ”、“汛”并用（如卷18《会筹边防事务责成唐炯办理折》即刻为“汛”）者，其“汛”字自当沿袭其旧，无需说明。
5. 音、义同而形异的字，俱保留原字而不用今流行字代之，如：
“捦”不改为“擒”，
“ ”不改为“撰”，
“匄”不改为“丐”，
“劄”不改为“札”，
“夥”不改为“伙”，
“荍”不改为“荞”，
“簰”不改为“箄”或“排”，
“藉口”不改为“借口”，
“阑路”不改为“拦路”，
“蹋勘”不改为“踏勘”，
“山硐”不改为“山洞”，
“薰陶”不改为“熏陶”，
“煅炼”不改为“锻炼”，
“ 口”不改为“糊口”，
“洊保”不改为“荐保”，
“马头”不改为“码头”，
“薙发”不改为“剃发”，
“ 译”不改为“翻译”，
“筹画”不改为“筹划”，
“战没”不改为“战殁”，
……
此类字的书写和使用方法，各种工具书解释或不相同，不一一探究辨析。
而刻本“ 译”、“翻译”并用，“筹画”、“筹划”同在，“战没”、“战殁”共存，诸如此类，凡此种种，均分别照录原文，不加改动，不作注释。
6. 人、地名中的特殊用字及时人自造字，如“竜”、“山斗”、“淜”、“焈”、“芢”、“ ”、“藔”、“ ”、“羅出”、“木芒”、“火英”、“田亢”、“ ”等，亦原样照录，不予改动。
7. 某些历史人物的名字，按学术界约定俗成的习惯保留繁体字，如“翁同龢”、“唐景崧”、“阮福昇”等人，其中“龢”、“崧”、“昇”诸字不改作简化之“和”、“嵩”、“升”等。
8. 出于某种目的而被歪曲的人名，如陈宝箴所撰墓志铭（见首卷）中将杜文秀写成“杜汶秀”，为近代中国所常见，学人并不陌生，故不因字面差异而另作注。
9. 凡刻本辱称少数民族族名而加反犬旁，均一仍其旧，以保原貌，祈读者及引用者注意。
10. 书中“膺兹懋赏”、“用膺懋赏”等为时人习惯用语，并非“同膺懋赏”或“咸膺懋赏”之误，对这些用语，本标点本全部照录原刻本，不作任何改动，也不另加说明。
11. 前人对约数的用法与今人不同，如首卷《国史列传》中“营兵约三万五六千名”、卷1《肃清晋宁州城余匪及各路剿匪情形折》中“率党约二万余众”及《攻克雷民县城分援各营折》中“约计共有贼匪三万余人”、卷2《通筹滇事酌拟八条请旨遵办折》中“约共需银一百三四十万两”等等，熟悉文言文和近代史料者当不难理解，故不一一作注。
12. 凡原文前后抵牾、字词舛误、文句不通等，或指出其谬，或提出存疑，并注之于页末。
13. 各奏折之分段，以一段表述一个完整意思为原则。在此前提下，尽可能细分段落，使之眉目清晰。折中引述他人禀文之类，多为一禀一段，太长则酌分数段，以便阅读。
14. 断句力求精练，长句尽量析为短句，同时注意避免过短而支离破碎。
以上是我们根据古籍整理的一般原则制定并实施的基本标点规则，是否合理，有赖专家和读者评断。
最后要表白的是，白耀天先生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做学问尤重考据，人所共知。他曾任广西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广西历史学会副会长（现任顾问），德高望重，是壮族知识分子的佼佼者。他退休后笔耕不辍，尽力弥补“文革”造成的损失，是我尊敬的长辈。这次有幸与他愉快地合作标点本书，并将同他继续进行岑毓英研究，我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借此机会祝他身体健康，硕果累累！
黄 振 南
2005年5月5日
[1] 张裕钊：《诰授光禄大夫赠太子太傅云贵总督岑襄勤公神道碑》，载本书首卷。
[2] 陈鹍绘：《岑襄勤功勋德介福图》图1《端峰钟杰》，光绪十七年（1891）石印本。
[3] 赵藩：《岑襄勤公年谱》卷1，页4，光绪己亥（1899年）刻本。
[4] 岑春荣等：《岑襄勤公行状》，刻本页５。）
[5] 岑毓英纂修：《西林岑氏族谱》卷4，页29～30，南阳堂光绪戊子（1888年）刻本。
[6] 赵藩：《岑襄勤公年谱》卷1，页7。
[7] 岑春荣等：《岑襄勤公行状》页6。
[8] 岑毓英纂修：《西林岑氏族谱》卷4，页30。
[9] 岑春荣等：《岑襄勤公行状》页5。
[10] 佚名：《清史列传》卷59《新办大臣传三·岑毓英》。
[11]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册，页1080，中国书店1984年版。
[12] 陈鹍绘：《岑襄勤公勋德介福图》图12《征苗黔境》。
[13] 本书卷1，《谢授云南巡抚恩折》。
[14] 赵藩：《岑襄勤公年谱》卷1，页2。
[15] 本书卷1，《迤东厘金归并省局管理片》。
[16] 本书卷2，《滇省土药仍旧止税抽厘片》。
[17] 本书卷2，《劣生私刻图记冒取夫粮查明正法片》。
[18] 本书卷3，《筹发嵩明州难民耔种片》。
[19] 本书卷4，《各属灾荒田亩请免钱粮片》。
[20] 本书卷5，《滇省秋收薄欠片》。
[21] 本书卷5，《各属灾田分别减免钱粮片》。
[22] 本书卷8，《截至民兵厘谷请免积欠钱粮片》。
[23]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官吏·岑毓英》。
[24] 邵镜人：《同光风云录》上篇，页66～67。
[25] 广西岑氏族谱编纂理事会编：《岑氏族谱》页507，1997年8月印。
[26] 岑春荣等：《岑襄勤公行状》页27。
[27]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册1，页1251，中华书局1958年版。
[28] 岑氏修建大甲溪桥事，见连横《台湾通史》页64，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9] 本书卷18，《藩司回省面商分兵换防情形折》。
[30] 本书卷18，《会筹边防事务责成唐炯办理折》。
[31] 《清实录》册54，页409，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32] 本书卷30，《迤西阅兵途次疾作勉力前进折》。
[33] 金梁辑录：《近世人物志》页198。
[34]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官吏·岑毓英》。
[35]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19《岑毓英传》。
[36] 邵镜人：《同光风云录》上篇，页67。
[37] 易宗夔：《新世说》卷4，页32，民国11年（1923）再版。
[38] 邵镜人：《同光风云录》上篇，页66～67。
[39] 姚永朴：《旧闻随笔》卷3，页12。
[40] 朱孔彰：《咸丰以来功臣别传》卷21，页5～6，渐学庐丛书本。
[41] 赵藩：《岑襄勤公年谱》卷1，页2。
[42] 张裕钊：《诰授光禄大夫赠太子太傅云贵总督岑襄勤公神道碑》，载本书首卷。
[43] 陶湘：《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小传》卷12，页3，宣统辛亥（1911年）版。
[44] 朱孔彰：《咸丰以来功臣别传》卷21，页6。
[45] 本书首卷，《云南巡抚胪陈勋绩疏》。
[46] 本书首卷，《贵州巡抚清建祠疏》。
[47] 本书首卷，《广西巡抚清建祠疏》。
[48] 金梁辑录：《近世人物志》页198。
[49] 金梁辑录：《近世人物志》页198。
[50] 张裕钊：《诰授光禄大夫赠太子太傅云贵总督岑襄勤公神道碑》，载本书首卷。
[51] 赵藩：《岑襄勤公年谱》卷1，页1。
[52] 赵藩：《岑襄勤公年谱》卷10，页11。
[53] 岑毓英纂修：《西林岑氏族谱》卷6，页29～49。
后 记
研究岑毓英，是我俩多年的夙愿。
1986年12月下旬，广西民族研究学会在邕召开第二届第二次年会。当时，广西民族研究学会下分民族学、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史3个研究会。按计划，学会的大会及其他议程结束后，3个研究会分别继续开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黄振南建议民族史研究会活动到西林县去进行，研讨主题是岑毓英、岑春煊父子的评价问题。这个建议得到了学会副会长李干芬先生的首肯，并指示黄振南负责与西林方面交涉。经与西林县党史办公室林新隆主任联系，县领导十分支持这一活动，研讨会得以成功举办。
由于这次研讨会准备比较仓促，与会者提交涉及岑氏父子的论文不多，讨论自然有欠深入。但它毕竟开了个好兆头，因为专门开会研究岑氏父子，这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作为提议者，黄振南提交大会的论文《浅论岑毓英为中法战争所作的准备》后被一分为二，以《中法战争前夕岑毓英的贡献》和《岑毓英与台湾防务》为题发表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和《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这是我们的起点。
会后，我俩多次讨论怎样开展岑毓英研究问题，并产生过一个比较庞大的计划。我俩治史都重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计划中包括史料搜集这一项，岑毓英的奏稿则是前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接下来是一系列研究工作，出版一系列科研成果。但因经费无着，计划未能实施。
世纪之交，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出版壮学系列丛书，我们申请承担本书标点和岑毓英研究任务，得到支持。多年愿望得以实现，我们十分高兴。
本书的标点工作这样进行：
第一步是将全书文字录进电脑。
第二步是黄振南、白耀天分别对文稿进行标点、分段、初校各一次。
第三步是唱校，即一人念1897年刻本，另一人校对录进电脑的文字。这一步工作最繁难，黄振南与白耀天完成全书的一半后，剩下的一半由黄振南及其指导的研究生黎瑛、刘启强继续完成。
第四步是尺校，即一个人拿两把尺子，一把竖着对准刻本的校对部位，另一把横着对准电脑输出的校样进行校对。这项工作由黄振南和黎瑛、刘启强完成。
最后一步是校红，即核对上一步用红字标出的错误修改与否。这项工作由白耀天完成。
唱校阶段，除黎瑛、刘启强外，他们的研究生同学王荣环、刘爱新、赵健、石丽璠曾参与部分工作，于此一并致谢。
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古籍研究所曾经整理本书，作为“桂苑书林”丛书之一种，由广西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8月出版繁体字本，书名为《岑毓英奏稿》。此次标点，参考并吸收了该版本的成果，特向参与其事者黄盛陆、石恒昌、李瓒绪、黄素芬、骆瑞鹤诸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学识谫陋，水平低下，缺乏经验，标点过程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所不免，敬请读者斧正。
黄振南 白耀天
2005年6月8日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013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