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毓英墓探访录

 

黄　振　南

 

 

    岑毓英（1829～1889），字彦卿，号匡国，谥襄勤，是近代中国影响卓著的历史名人，更是壮族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光绪皇帝称其“才识沉毅”，^[1] 帝师翁同龢赞他“渊源有学问”。^[2] 岑毓英去世后葬于桂林尧山，2002年我到桂林工作以后，先后10余次登山踏勘考察，并多次造访有关知情人士，知悉该墓一些情况，而某些疑团却因无法解开而难释怀。兹将所见所闻书之于后，供研究者参考。

 

 

 

    清朝道光年间出生于广西西林县那劳寨的岑毓英，天资聪颖，发奋读书，“励志科名”，^[3] 为改变没落土司后裔的命运，为走出山旮旯那劳寨作了许多超越常人的努力。但是，太平天国革命的熊熊烈火和遍及广西各地的农民反清斗争打乱了岑毓英求取功名的计划，投笔从戎改变了岑毓英的人生轨迹。

    在家乡办团练、赴云南平息回民反清烈火，并没有埋没岑毓英。战火的洗礼，使岑毓英从团总、县丞擢升知县、知州、知府、巡抚、总督，春风得意，平步青云。

    自从岑毓英飞黄腾达之后，家道中落的岑家迎来了新的辉煌。为了光宗耀祖，岑毓英及兄弟、子辈在故乡那劳大兴土木，先后新建或修葺了宫保府、荣禄第、南阳书院、岑氏宗祠、增寿亭、思子楼、孝子坊、孝子孝女坊等建筑；与此同时，在省会桂林建宫保府第（位于今正阳路东巷）、岑公祠（位于宝鸡山东麓，今桂岭小学对面）、购买地产（在今临桂县大圩镇）等，用实际行动实现其走出山沟、融入都市的梦想。

    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吸引力和省会城市中心地位的感召力，是岑毓英寄寓子嗣于斯的原因所在。但是，岑毓英早年在云南求学，从戎从政以后基本上在云贵地区履任，他是怎样看上桂林这座美丽的城市的呢？

    岑毓英原本是个读书人，他希望自己的后代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社会上层。然而，故里西林乃广西“省尾”，穷乡僻壤，百业凋敝，文教落后，青少年时期他多次负笈到邻省云南上学，个中酸楚，他有着切身的体验。所以，他“以西林距省会二千里，子弟读书、应试既苦道远，又鲜观摩，有侨居临桂（今桂林市，时为广西省会所在地——引者注）之意。”^[4] 此念既出，岑毓英决定先将元配、继配两位夫人的灵柩安葬在桂林，为其身后归葬问题作了安排。

    岑毓英的元配夫人江氏（1831.10.27～1873.2.6），为西林县洞坚寨处士江毓鲸之四女，比岑毓英小两岁多。道光二十五年（1845），17岁的岑毓英从求学地云南省广南县回籍应试，连列县、府、州三次考试第一名，成为当地有名的才子。越年，沉浸在科考大胜喜悦中的岑毓英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江氏过门后，为岑家生了4个儿子（长子岑春荣、次子岑春煦、四子岑春华、六子岑春熙）和两个女儿。

    婚后岑毓英开始了漫长的军旅生涯，并逐步升迁至云南省宜良县令。因家乡那劳寨不靖，江氏便携子女避居那阳寨。岑毓英的奶奶邓氏“虑公（岑毓英——引者注）乏内助”，^[5] 于咸丰九年九月十八日（1859年10月13日）为其娶了继配赖氏（1843.12.4～1873.8.12），当时岑毓英31岁，赖氏未满16岁。赖氏乃广东连平赖治国之三女，赖治国应云南巡抚鲁舆颜之聘到昆明做官。赖氏婚后生两子（三子岑春泽，后更名岑春煊；五子岑春蓂）两女。

    元配江氏和继配赖氏均未享高寿，分别于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和闰六月在云南抚署（岑毓英时任云南巡抚）辞世，江氏享年43岁，赖氏享年31岁。翌年八月，岑毓英令其子辈将她们安葬于桂林尧山。关于此事，岑毓英的门人赵藩为其撰写年谱时称：“公命长子春荣、次子春煦扶江夫人、赖夫人柩归粤，卜地安葬于临桂县城东尧山。”^[6] 尧山是桂林东郊的连绵大山，江、赖二人到底葬身何处？岑毓英等编的族谱记之曰：江氏“葬桂林府临桂县治东城外十五里尧山高高岭”，^[7] 赖氏“葬桂林府临桂县治东城外十五里尧山带子岭”。^[8]

    高高岭，位于尧山西南麓，当地人称“一字岭”、“竹林岭”或“竹园岭”，在今桂林市殡仪馆（火葬场）背后。大概岑家在此葬墓的缘故，该岭又被称为“岑家坟岭”。岑毓英逝世之后就葬在这里，坟茔与江氏并列。

    带子岭在哪里呢？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岑毓英在桂林的后裔长期不敢去祭扫祖坟，所以他们不知道它的方位，甚至不知道赖氏葬在桂林。大概是名称变化的缘故，今人已不知道有带子岭了，我走访过附近村庄的老人、长年在桂林生活的八旬学者以及文物工作者均然。

    附带一述，连失两妻的这一年，岑毓英45岁。自同治七年（1868）任云南巡抚至此，他在巡抚任上履职已有7个年头。正在这时，云贵总督刘岳昭晋京陛见，清廷任命岑毓英署理云贵总督。次年，仕途坦荡的岑毓英纳时年16岁的贵州长寿女唐氏为侧室，后唐氏共生两女。唐氏卒于何时、葬于何地不祥。

    到了光绪四年（1878），时年50岁的岑毓英丁继母之忧届满赴京陛见之前，又纳时年未满16岁的贵州毕节女周氏为侧室，两年多后生下七子岑春荫。春荫年方两岁多，年仅21岁的周氏便病逝了。这时，中法战争已经爆发，身任云贵总督的岑毓英正在越南指挥作战，周氏被葬在“桂林府临桂县治东城外十五里八阀子岭”。^[9] 这个“八阀子岭”，同样未悉其详细位置，岑氏后人也不知道该墓的存在。但从该岭与高高岭（一字岭、竹林岭、竹园岭、岑家坟岭）、带子岭同在“临桂县治东城外十五里”判断，这三座坟茔应相距不远。

    为什么岑毓英选择尧山作为墓地？我于2008年8月26日就这个问题请教桂林市叠彩区大河乡潘家村的潘冬生（大名潘祥柚，1923年生）老人。老人说，岑毓英为人很随和，出征前经常到天赐田（位于尧山西麓山腰约海拔450米处，那里有一座庙，庙前有一片丰腴的水田，相传为尧帝所赐, 故称“天赐田”）去拜庙、许愿，希望菩萨保佑他打胜仗。他还喜欢打猎，与潘家村爱打猎的人成了好朋友。岑毓英在上山拜庙、打猎时见到竹林岭风水好，就买下葬墓。竹林岭是潘家村的地。

    这个说法可能不准确。据载，同治十三年（1874）安葬元配江氏和继配赖氏之前，岑毓英戎马倥偬，转战云贵，没有到过桂林。岑家之所以迁至桂林，原因如上所述，就是为方便子孙读书。为此，岑毓英命长子和次子“于营葬（江、赖二夫人）后购宅于省垣水东门内仁寿宫井巷，留居读书。迨公（岑毓英）奉讳归后增置田宅，建立庙塾，为长久计。而以西林祖遗产业，公之诸弟。”^[10] 岑毓英有4兄弟，他是老大，也是官当得最大的。他不但在老家办了许多公益事业，还把祖传家产全部让给弟弟们，自己到省城立足别居。岑家在桂林水东门（即今正阳路东巷）的房子，位于明朝靖江王府东边，后被称为“宫保府第”、“岑裕后堂”，这房子是其长子岑春荣和次子岑春煦经手购买的。岑毓英亲自到桂林置产，是他“奉讳归后”的事。光绪二年（1876）七月，时任署理云贵总督的岑毓英从昆明启程，回籍办理继母丧事，他“取道贵州镇远、湖南洪江，以九月至桂林省城。十月，自桂林返西林。”^[11] 安葬好继母之后，岑毓英再次途经桂林，时在翌年五月。这一次，他在桂林逗留了一年多时间，直至光绪四年十一月北上晋京陛见。从岑毓英两次到桂林的时间来看，他不可能在安葬两位夫人之前到桂林来选择墓地，此前他更无暇到尧山打猎、拜庙云云。岑毓英的曾孙岑立恩先生^[12]告诉笔者，位于尧山的岑毓英夫妇墓是岑毓英的大儿子岑春荣一手操办的。这与文献记载相符。

    至于这座墓选择在尧山高高岭（一字岭、竹林岭、竹园岭、岑家坟岭）的原因，时任桂林市文物队队长，经手将此墓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赵平先生认为，应该是风水先生选择的。赵先生说，从该墓的地理位置看，完全符合古人的“左青龙、右白虎”墓葬观念，是所谓的风水宝地。从前，桂林的大户人家有长年雇请风水先生的习惯，晴天就让风水先生骑马到郊外去看风水，为主人选择坟地。赵妻也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她家就曾雇请过风水先生。如此看来，岑春荣请风水先生为父母选择坟地是有可能的，岑春荣生于1852年12月27日，葬母时已有22岁，有这个能力了。只是其中细节，文献乏载，后裔失传罢了。

 

 

 

     据我所知，清代广西最大的墓当推陈宏谋墓。陈宏谋（1696～1771），广西临桂人，官至东阁大学士，谢世后葬于故乡临桂县四塘乡横山村附近的东畔岭。该墓占地10多亩，墓前树立一对华表及一座五开间牌坊，神道碑高达3米，神道旁有狮、羊、马及文臣武将石刻。可惜，一代宰相的巨墓在“大跃进”及“文革”初期被毁了。^[13] 岑毓英墓的形制虽未及此，且也曾遭破坏，但经修缮，基本保存了原貌。所以，岑毓英墓应该是广西现存最大的清代坟茔。

    尧山是桂林东郊最高、最大的土山，相传秦朝时山上建有尧庙, 因庙名山。尧山主峰海拔高度为909.3米，山体南北延伸，壮如伏牛，故又称“牛山”。该山为今桂林市和灵川县的分界线，植被繁茂，四季葱绿，是桂林的游览胜地之一。尧山风景如画，更是人们神往的风水宝地，明朝靖江王室的300多座陵墓就安葬在山脚下，可见此处风水在人们心目中非同寻常。

    1.墓葬方位

    岑毓英夫妇墓所在的高高岭，是尧山西南面的一座有数十米高的小坡。岭底是一条数米深、自南向北的沟，沟以西为平地，是桂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的苗圃和桂林市殡仪馆；沟以东就是高高岭，尧山从这里缓缓隆起，直达顶峰。

    高高岭以南，是市林科所的林地。林地内还有一座不知名的岭与高高岭并列，岭中部是岑家的墓地。这里葬有5座墓，上方3座并列：中为岑毓英的次女（名未详）墓，右为岑毓英的孙女岑淑文墓，左为岑毓英的孙女（岑毓英长子岑春荣的长女）墓；下方两座并列：左未岑毓英之孙（岑毓英次子岑春煦之子）岑德崇墓，右为岑德崇之妻墓。这5座墓南距桂林市殡仪馆仅数十米，北距岑毓英墓100多米。这些墓葬于晚清至民国年间，早已全部被盗。近数十年，岑家后人没有祭扫过这些墓，也不知道这些墓的位置。这些墓是我于2009年3月发现的，岑家后人十分感激。

    高高岭北面的另一座岭上，矗立着1942年7月牺牲的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交通员张海萍三位烈士的纪念碑。

    纪念碑北面的另一座岭的茅草坪上，有一座明末清初性因和尚归钵的祝圣庵（当地人习惯称之为“茅坪庵”、“茅庵”），是旧时桂林市民赶尧山庙会时进香的第一庙。　　　

    岑毓英夫妇墓位于高高岭顶部，与桂林市殡仪馆相距约200米。墓依山势而葬，坐东朝西，面向桂林市区。从墓地顺着山势西眺，桂林市区正好位于白面山和天圣山（晚清时称“天马山”，见下引桂林府、灵川县出示保护岑毓英墓的碑文）构成的夹角后面。背靠伏牛形状的尧山，傲立山岭之巅，前方左右有青龙白虎护卫，豁口宽广，视野开阔，这样的墓地，也许是当年风水先生费了不少心血和汗水才找到的。

 

墓地全景

 

 

 

                                                从墓地眺望桂林市区

 

    2.神道碑与墓园

岑毓英的神道碑与坟墓相距有数里之遥，矗立于屏风山西北角（今桂林工学院背后），即从桂林市区通往尧山的路口。据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钟文典先生回忆，1940年钟到广西初中毕业生集训总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受训半年，经常到该碑附近晒太阳。该碑高两米多，宽约60～70厘米，底座是一只乌龟，头向西北（叠彩山方向）而不是向尧山，不知何时何故被拆了。

    高高岭下部坡度较陡，中部至岭顶坡度较缓。岑毓英墓在岭顶，往下延伸，辟为墓园。墓园处于斜坡上，呈梯形，高约34米，下边长约28米，上边长19.4米。墓园的西边沿（即梯形的下边），是一道护坡石墙。因原地势南低北高，故石墙南高北低，西南角高2.15米，西北角高1.2米。墓园的南、北两边，自西向东也砌有护坡石墙，南边长16米，北边长6米，均西高东低。这样，墓园的下方（西部）形成了一片小平地，以便各种陈设的安放。

因护坡石墙的存在，从岭下方进入墓园，设有台阶。该台阶距北墙5.85米，宽1.6米，共4级，1级伸出墙外，3级从墙根向墓园延伸。

 

    靠着墓园西面护墙，有4块石碑。这些碑原来安放在墓园中部（石亭周围），1953年被回族群众推倒，后被有关部门运到茅庵寄存（见下文）。1984年该墓被列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后，市文物队在茅庵找到其中3块，1986年4月运回墓地。另一块在天圣山东面的小水渠上找到（当地农民用来架桥）。因石碑太重，无法抬到墓园内，故立在护墙边上。据文物队档案记录，找到这些碑时有一块残断，现在看到的是4块皆断，是否文物队运输途中断裂，当事人已记不清。

靠在墓园西端护墙上的石碑

 

    这些石碑均为长方形，大小一样，高190厘米，宽108厘米，厚20厘米。4块碑均已断裂，其中3块一分为二，另一块断裂成5个部分。据称当年回民拆碑时未将其打烂（见下文），但未打烂并不意味着撬拆过程中不断裂，因为这些碑厚度仅有20厘米，而其高度近2米，是很容易断裂的。或者，在有关部门从墓地运到茅庵的过程中发生断裂，也是有可能的。市文物队重新安放这些碑时，用环氧树脂将这些断裂的碑进行粘合。

各碑字体均为真书，大小不一，阴刻。这些碑的排列秩序，自右至左依次为：

    （1）光绪帝谕赐祭文碑

    此碑中部偏下拦腰断裂，裂缝较大。1984年文物管理部门将其粘连后一直矗立至今，但裂缝宽处的字笔画受到破坏。碑文竖排13行，每行25字（提行者除外），字径6厘米，全文为：

 

    维光绪十有六年岁次庚寅六月己亥朔越祭日，丙辰，皇帝谕祭于太子太保、原任云贵总督、晋赠太子太傅岑毓英之灵曰：

 

    （2）光绪帝御制碑

此碑是4块石碑中断裂最严重的一块，整块碑裂成5小块，断裂部位集中在左上部，经粘合后虽能矗立，但因两小块碎片已遗，致使部分文字残缺。此碑碑文竖排20行，每行36字（提行者除外），字径4厘米，碑文云：

 

 

上文中“□”代表碑文中残缺的字，括号内的字据当年赵平先生所见补上。经核对有关文献，所补前5字无误，惟末行日期未及核对。

 

    （3）光绪帝谕赐入贤良祠碑

此碑断裂于中间位置，粘合后缝隙较小，阅读碑文基本上不受影响。碑文竖排15行，每行31字（提行者除外），字径5厘米，全文如下：

 

 

    （4）地方当局护墓告示碑

该碑上部呈弧状断裂，1984年粘合矗立以后，不知何时向前倾塌，原粘合处再次裂开。2009年3月15日我携学生将其下部扶起，因无相应器械和粘合剂，无法将上半部回位。该碑碑文竖排14行，每行27字（提行者除外），字径6厘米。其中“告示”2字字径10厘米，原刻为末行，此据文意调为首行；文首职衔及姓氏部分“赏戴花翎……灵川县正堂唐”40字字径7～9厘米，分为平行的两行。碑文全文如下：

 

告示

    赏戴花翎、调署桂林府事、特授镇安府正堂吴；钦加游府衔、世袭骑都尉、署理临桂县事、灵川县正堂唐为出示泐石严禁事：

照得名臣祠墓，例应妥慎防护，所以崇国体而报有功，典至重也。查临桂县属东城外尧山之高高岭，乃岑襄勤公坟茔所在，前经由县出示晓谕，不许在附近山岭开山烧窑，致有干碍。诚恐愚民无知，未能遵守，除随时饬差巡查，及谕饬附近团甲村长遵照一体妥慎保护外，合行勒石示谕，永远严禁。为此示仰附近村民及石匠诸色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凡襄勤公坟茔前、后、左、右之山川，均应防护，毋得残破。至尧山附近之天马山、白面山、寺山、蜈蚣山等处，皆属官山，亦应一律封禁，永远不许凿山取石，立厂烧灰。倘敢故违不遵，一经查觉，或被指禀，旋即拘案究办，决不姑宽。各宜懔遵毋违。

        特示。

                                                       光绪叁拾年肆月　日

 

    顺便一提，江氏逝世后，岑毓英曾撰写《元配江夫人墓表》，全文如下：

 

    嗟乎！人，家之或亨或索。其所系，岂不以妇人哉？履常席顺，容有舛迕，而弗衷诸道者，矧事会所遭常理，难概其片石。比年督师越南，在军鲜暇。迨返节廨，薄书稍闲，乃获此书，志夫人墓，且塞余悲。铭曰：

在御琴瑟双和鸣，琴兮罢鼓瑟亦停。

繄余孓处嗟影形，云和安得招湘灵。

成风定子悉足征，至让克副里党称。

姑思永逮予正名，礼亦宜之匪以情。

丝纶翟茀光瑶京，卅年成世何哀荣？

漓水清泚尧山青，松柏郁郁围佳城。

                       坤德厚积儿孙兴，于千万年视此铭。^[14]

 

    此墓表言明写于中法战争结束、岑毓英从越南回国以后，具体日期则未可考。据墓地附近的老人说，以前墓地所在的岭上长的是茅草和杂树，岑家买下作墓地后种上松树，故“松柏郁郁围佳城”的铭言并非虚语。此墓表大概没有勒石，故未在墓地里觅及。好在岑毓英等编的族谱中收录，后人才能从中读到它。

    4.华表

    距西护墙3米，距南、北护墙各1.7米处，两根石雕华表相对而立。华表高7.2米，由3截石柱累叠而成。华表呈尖形柱状，下大上小，底部边长46厘米，顶端为一蹲坐石狮。

华表的基座是一块正方形石板，边长1.49米。基座之上，有4个护座分别箍住华表底部的四边，护座既起装饰作用，又有防止华表倾斜的功能。护座高1.2米，厚20厘米，上宽30厘米，下宽43厘米；上部呈半葫芦状，中间形似圆柱体，造型生动美观。

 

　　　　　　　　　　华表

 

    5.牌坊

    华表上方4.5米的墓园中轴线上，是一座颇气派的石牌坊。石牌坊为三开间，呈品字形，中间高而左右两间低。

牌坊由4根正方体柱子支撑，每根由两截拼接而成。石柱下各有一个基座，基座长1.43米，宽54厘米，高26厘米。基座之上，各有两个护座箍住石柱前后。护座厚17厘米，高1.28米，上宽30厘米，下宽47厘米，形状与华表护座相同。中间两柱的前护座已经脱落，不知去向，石柱底部尚留其印痕。中间两柱边长41厘米，高5.55米，柱顶各雕刻一石狮。左右两根边长38厘米，高4.9米，柱顶各雕刻一石兽，右边柱顶上的石兽已经脱落。牌坊中门宽2.5米，高2.57米；左右两侧门宽1.84米，高2.1米。

 

牌坊正面图

 

 

 

牌坊中门下梁的狴犴浮雕

 

     右门上梁浮雕有一棵大树，树枝上有一个吊篮，一只猴子向吊篮展臂。树上有一只飞鸟，树下有一头立牛。下梁3组浮雕图案为负龟羊、回头鹿和松鹤。

     牌坊正面的门额上刻有额文，石柱上刻有对联，均为阴刻。中额为“恩荣皇清诰封光禄大夫、太子太保、云贵总督、晋赠太子太傅岑襄勤公墓道”，其中“恩荣”两字竖排，字径较大；其余分两行横排，字径16厘米。

    右额字“德被苍生”， 左额字“名昭青史”，字径均37厘米。

    内联“论中兴保乂之勋岂徒威慑百蛮名闻九译，与古来忠贞相匹允合碑刊岘首庙立沔阳。”外联“靖边徼烽烟百战勋名威夷夏，仗疆圻节钺卅年遗爱在滇黔。”字径均11厘米。

    牌坊背面没有花纹浮雕，门额、石柱上的阴刻额文和对联为：

    中额字“俎豆旂常”，字径45厘米。右额字“志安社稷”，左额字“勋并河山”，字径分别为37厘米。

    内联“绝域建奇勋瘴雨蛮烟远近留将军壁垒，九重褒伟略金泥紫诰春秋祀公辅祠堂。”外联“应运而生拨危乱定治安泽遗三省，得天者厚膺位禄享名寿福备九畴。”字径均11厘米。

 

　　6. 六角祭亭

沿着墓道拾级而上，在距牌坊11米处有一座石制六角祭亭。亭柱为6根不规则五边形料石，边长分别为32厘米、30厘米、25厘米、31厘米和32厘米，高2.2米。相邻两柱空间距离1.1米，底部对边宽2.95米，对角宽3.5米。

 

六角祭亭

 

    石柱之上，架着6条横梁。横梁长1.2米，高40厘米。正面横梁上阴刻“龙章宠锡”4字，字体为真书。

 

六角祭亭的顶部结构

 

    上部为翘角飞檐结构，东面两个檐尖已残缺，顶端饰有一个方形葫芦石雕。

    整座石亭结构匀称，浑厚庄重，坚实稳固，保存基本完好。

　

    7.仪卫石作

墓道两旁，有5对栩栩如生的石像生对称排列着，与前面的华表构成两条平行的仪仗线，凸显墓主生前的地位和尊严，为墓主身后驱邪消灾、镇墓护灵。石像生中，石兽3对（已遗1对），石人2对，其名称、形状、排列顺序和保存情况如下：

 

                                                      石马

 

    距华表9.3米处是石马。马身长1.73米，宽40厘米，高1.25米，站立姿态。左右两马的嘴、耳均已残缺，鬃毛形象各异，马身上的座垫、鞍、蹬雕刻精细。缰绳套住马嘴，延伸到马鞍上。马头自然挺立，尾巴贴着臀部下垂，造型生动逼真，比例协调匀称。

 

 

石虎的尾巴

 

 

石虎的头部

 

    距石马3.7米处是石虎。虎身长80厘米，宽46厘米，高1.17米，蹲坐姿态。两虎形态丰满，保存完好无损。虎头浑圆，耳短直立，嘴上须毛向左右撇开，尾巴弯曲贴在背上，臀

部着地，后腿自然弯曲，前腿立地支撑前身，温顺而无霸气。

    距石马4米处是石羊。据桂林市文物队1983年调查所见，石羊身长90厘米，宽35厘米，高75厘米，当时已经残缺，现在不翼而飞（估计被盗），其基座尚存。

距    石羊2.75米处是武翁仲。其身高2.5米，宽90厘米，厚45厘米，站立姿态。此石雕头戴武官帽，身穿齐地长战袍，战袍上各种文饰清晰，前方下摆处为鱼身鱼尾。雕像虬髯挂在胸前，双手各持一把剑，剑尖一把朝上、一把朝下。整体造型，威武不足，倒有几分慈祥。

 

武翁仲

 

 

 

文翁仲

 

 

    距武翁仲3.3米处是文翁仲。其身高2.33米，最宽处107厘米，厚38厘米，站立姿态。此石雕头戴暖帽，脚穿皂靴，身着长袍，袖口宽阔，一手持朝笏，一手搭在束腰带上。其面部圆润端庄，下巴、双鬓、双颊共5缕长髯垂挂胸前。此对石人，左边的保存完整，右边的头部损毁，左臂残缺一小块。

 

    8.墓冢

    墓道的上方，是一个小平台。平台的尽头，是两座并列的夫妻墓葬：右为岑毓英墓，左为其妻江夫人墓（从墓体往外看，岑毓英墓居左，妻墓居右）。两墓大小相同，均呈大半个圆形状，直径分别为3.75米，高1.2米，用料石围砌，内填土，后包“扶手”，“扶手”两端相距14.5米。

 

并列的夫妻墓

 

    两墓墓碑本来保存完整，约在2009年初，岑毓英墓又一次被盗，墓碑终被砸烂。此前测得，岑毓英墓墓碑高120厘米，宽87.5厘米，中间字径9.5厘米，两边字径4.5厘米，碑文如下：

 

    府君生于道光己丑年五月二十五日午时，卒于光绪己丑年五月初八日卯时，享寿六十有一，葬于临桂县东乡尧山高高岭之阳，甲山庚向兼卯酉。   

 

    岑毓英原配夫人江氏墓碑高100厘米，宽87.5厘米。中间字径9.5厘米，两边字径4.5厘米，碑文如下：

 

    生于道光辛卯年九月二十日卯时，殁于同治癸酉年正月初九日子时，享寿四十有三，葬于临邑东乡尧山高高岭之阳，甲山庚向兼寅申

 

    两块墓碑前，各有一块摆放供品的石板，该石板长78厘米、宽60厘米。在这两块石板中心线的前方2.9米处，还有一大一小两块石板：大者较厚，长1.36米，宽76厘米；小者较薄，长1米，宽47厘米。这两块石板前后并列摆放，一高一低，大概是供扫墓者跪拜叩首之用。^[15]

 

 

岑毓英夫妇被安葬之后，除官方勒石通告保护外，岑家后裔还雇人守陵，且这些守陵人前不久才去世。2008年8月25日，桂林市叠彩区大河乡中村（位于岑毓英墓地附近）毛四八先生^[16] 亲口告诉笔者：村里人称这座墓为“岑大人墓”，岑大人的名字，大家并不清楚。新中国成立前，村里有人为岑家守墓，守墓人往往是家庭贫困的老人，他们住在墓园里，耕种岑家在墓园附近购买的田地为生，不用交租，平时看管坟墓，清明节则要割墓地里的杂草，以便墓主的后人前往祭拜。前述潘祥柚老人也说：潘家村也有人为岑家护陵，护陵人与岑家关系密切，平时给坟上香，岑家人来扫墓时负责接待。

有官府出面和专门的人看护，岑毓英夫妇合葬墓一直未受到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由于岑毓英曾镇压云南回民起义，死后还在墓旁竖碑记“功”，桂林市的回族群众愤愤不平，便去拆了这些碑。关于此事，白先猷、常启明两先生撰文记之曰：

 

    1856年，以杜文秀为首的云南回民大起义，前后坚持了16年，于1872年在清朝岑毓英的镇压下失败。岑毓英死后葬于桂林市尧山，墓前立了三块“功”碑，碑中将“回”字有意侮辱写成“犭回　”字。桂林回民非常愤怒。曾有回民翁玉卿、张震云、马朝明等多次将碑上“犭回　”字敲掉，但被刮平又刻上。

 

    白先猷，回族，1918年生，桂林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曾任桂林市叠彩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7年退休。退休后任桂林市伊斯兰教协会（简称“伊协”）会长、广西伊协会长、中国伊协常委。常启明，回族，1931年生，曾在灵川县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工作，退休后当选桂林市伊协秘书长，现任市伊协副会长兼秘书长。两位合写上文，篇幅较短，拆碑的许多内幕不得而知。2008年9月2日，我就此事拜会了常先生。

    常先生没有参加拆碑活动，拆碑的原由和经过，他是听来的。他说，大约在1951年或1952年，费孝通率领中央民族访问团来到桂林（据查，该团于1951年7月15日抵桂），期间有人提到岑毓英墓碑上把回族的“回”字刻成“犭回　”字，便决定去尧山撬掉这些碑。碑被撬后，寄存在文物部门那里，又听说放在一个村的村委会那里。回民去铲碑上的“犭回　”字，是民国年间的事，没有文字记载，是民间口传的，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大概是铲得不够深，所以后来又被刻上去了。

    其实，常、白合写此文，是有所本的，这就是半个世纪以前白先生撰写的另一篇同名文章，这篇文章记述拆碑起因和过程更加详细：

 

    去年（即1952年——引者注），桂林市回民读到政务院公布的取缔全国各地有侮辱少数民族碑迹的通告后，大家又回忆到一次沉重的历史事件。

　　

    白先生既是拆碑的参与者，又写有专文，他应该了解更多的内情。2008年9月25日，在常先生的陪同下，我拜访了白先生。毕竟是91岁的人了，白先生的记忆有些模糊。据白先生说，原先，回族群众是想把的墓碑打烂、把墓平掉的，但市政府劝我们不要打烂，也不要毁墓，拆下墓碑后要作为历史的证据保留下来，放在茅庵里。至于碑上是否把“回”字刻成“犭回　”字，白先生说记不住了，就连上引上世纪50年代他自己写的那篇《拆碑记》，他也没有印象了。

    回民拆碑后不久，钟文典先生和当时的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陈伟芳、严沛、覃树冠等先生去天赐田游玩，下山时顺便去看了看，发现这些墓碑被撬翻在墓园里。

    这么说，拆碑当天，碑并没有被运走。把碑运到茅庵，应该是后来的事。据赵平先生讲述，是桂林市委统战部把碑运到茅庵的，在那里一放就是30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赵先生任市文物队队长时才把这些碑运回。由于当时不知道回民拆碑是因为碑上将“回”字刻成“犭回　”，赵先生也就没留心观察是否有字被铲过又补刻的痕迹。

    碑上将“回”刻成“犭回　”之说，赵先生是从刘荣华先生^[19] 那里知道的。于是，赵先生查阅有关资料，查来查去，发现文献中记载光绪帝为岑毓英写的碑文确有“回”字，但并没有写成“犭回　”，难道是刻工擅自将“回”改成“犭回　”？赵先生为此很纳闷。后来读到《桂林回族》一书中白先猷与常启明合写的《拆碑记》一文，赵先生很想到墓地去核对碑文，

 

    看个究竟。无奈年迈有恙，终未成行。

    常启明先生也很关心此事，他参与编辑的《桂林回族》一书出版后，于2005年与市伊协的3位同事，还有市文物队的舒而勤先生一起前往墓地探察。大概是探察不够细致的缘故，他们没有发现石碑上的“犭回　”字及其与此有关的问题。

    2008年11月，岑毓英的曾孙岑立庆先生^[20]携夫人从西安回桂林省亲。27日，我请舒而勤先生带路，同岑立庆夫妇去墓地寻找这些碑刻。在现场，我们发现这些碑或因倒伏，或因污渍遮盖文字，无法详细辨认。

    2009年开春以后，我带领几批学生去把倒伏的碑扶起，并用水洗刷其污垢，碑文终于清晰地显露出来。经逐一辨认，4块碑中，两块刻有“回”字：

    第一块是光绪帝御制碑，其中有两个“回”字：一在第6行“徙八闽而回翔两载”句中，此处“回”字有走之旁，是动词而非名词，与回族无关。二在第7行“当夫回寇乱常”句中，这里的“回”字是回族之意，没有反犬旁，也没有被凿的痕迹。

    第二块是光绪帝谕赐入贤良祠碑，碑中只有一个“回”字，在第3行行首“回匪倡乱”句中。其中“回匪”两字明显凹陷，其他字不在同一个平面上，有人为敲、凿之后重新刮平再刻上去的痕迹，而且重刻的这两个字笔画更粗，刻得更深。重刻的“回”字没有反犬旁。

    从现存碑刻来看，“回”被刻成“犭回　”的说法不好理解：

    首先，两块并列的碑中，含义相同的两个“回”字，若一块有反犬旁而另一块没有，则不合情理。

    其次，如果原碑的“回”字有反犬旁，岑毓英的“子孙”重刻时应照原样加反犬旁，但现在看到的重刻字并没有反犬旁。

    复次，光绪二十三年（1897）岑毓英之子岑春蓂刻《岑襄勤公遗集》时，卷首收录上述两通碑文，其中的“回”字均无反犬旁。刻书如此，刻碑为何如彼？

 

    顺便说明，在岑毓英墓地的4块石碑中，被敲烂碑文的并不止谕赐入贤良祠碑。桂林地方当局为保护该墓而刻的告示碑，亦遭此厄运。该碑第10行“永远不许凿山取石”句中的“永”字，也被敲打得笔画模糊不清，只是无人将它刮平后重刻。这个“永”字，既与“回”字无涉，更不存在什么侮辱性的反犬旁，它被何人敲打？出于何种目的？无从知晓。

护墓告示碑中被人敲烂的字

 

    与拆碑有关的，刘荣华还告诉赵平这样一件事：上世纪60年代初，刘先生亲眼见到云南省的代表来到桂林，这些人是被岑毓英杀害的回民的后人，他们从岑毓英墓地那里运走了一块碑，准备抬去北京告状，并计划毁掉岑毓英的墓。

    赵先生怀疑刘先生是否将50年代桂林回民拆碑说成60年代云南回民运碑，于2004年1月又一次就此事问刘先生，刘先生说得更具体：“20世纪60年代，我家住在西门崇善路清真寺附近，见到云南来的10多位男女回民，找到在尧山厚葬的岑毓英墓，提出要把尸体挖出来，进行薄葬。市政府劝阻其行为，但答应将歌功颂德的碑移开。一个下雨天，云南回民将御制碑抬下尧山，运到崇善路清真寺，准备在第二天把碑托运上火车，运到北京去，向有关部门控诉岑毓英在昆明屠杀回民起义的罪行，并平掉岑毓英的坟。我亲眼见到回民抬碑经过我家门口，到清真寺存放，男女青年都抬在其中。我相信碑已经运走了，碑比成人还高。”赵先生是个有心人，办事十分认真，刘先生的这番话是他当时记录在纸上的，而不是事后回忆。

    无独有偶，赵先生还从他的前辈——桂林市文管会（文物队的前身）的老人那里得知：云南来过一帮人，想把岑毓英的墓挖开，把岑毓英的尸体挖出来，但被当时的桂林市副市长涂履游制止了。涂对云南回民说：不要去挖坟了，共产党不兴这一套，把碑移开就成了。

    还有，“文革”期间，岑毓英的曾孙岑立恩先生也听邻居说云南回民到桂林来毁岑毓英的坟，岑先生十分害怕，不敢去看。这是岑先生亲口跟我说的。

    以上诸说，除时间稍有出入外，似乎言之凿凿，有板有眼。但是白先猷、常启明、钟文典3位老人都没听说过有云南回民来桂的事。事实真相若何？有待进一步考究。

 

 

 

 

    墓碑被拆后一段时间，岑毓英墓再未受到人为破坏。但好景不长，这座墓很快就被盗墓贼盯上了。

    岑毓英墓第一次被盗的时间，潘祥柚老人记不清了。他听说盗墓贼从墓里挖出来的是具女尸，小脚婆。刚拉出来时，她的皮肤还是好好的，一见阳光就变色了。女尸全身用黑布包裹，包了好几层。潘家村有人把布拿来洗了做衣服穿。

    毛四八老人说，岑大人墓被盗大约在1978年，被拖出坟墓的是岑夫人，全身用白布裹着，尸体保存很好，没有腐烂。后因见光，尸体就开裂了，后被博物馆拿去保管。

    以上两位都没有亲眼所见，而是听说。

    1983年3月，赵平先生曾走访过桂林市叠彩区大河乡（时称公社）中村的毛丁旺老人（当时57岁）。老人说：该坟于1979年被盗，男、女墓主尸体完好，放在露天两三天后才开始发臭。棺材里面的灯草^[21] 、白布等陪葬品，灯草非常干燥，可以点燃。（此调查记录手稿存于桂林市文物队）

    第一位亲临盗墓现场的专业人士是阳吉昌先生。阳是新中国成立后桂林市文物部门首位科班出身的考古工作者，著名的甑皮岩就是他主持发掘的，他是桂林市文物队的首任队长（赵平为第二任）。阳去现场查看后回来告诉赵：墓被土掩平了，周围的石头被扒开了，坟上的土倒下来了，看不出是一座墓还是两座墓。墓旁有一具尸体，是盗墓贼从墓里拉出来的。尸体旁有两卷白布，挺结实，扯不烂。尸体有皮肤有肉，但萎缩了，分不清男女。盗墓贼打不开棺材盖，就劈开棺材头，把尸体从里面拉出来。布是陪葬品，成卷的。

    后来，公安部门抓到了盗墓贼，共5个人，其中一个是桂林市粮食局的民工廖国强。此前，廖曾经盗过陈宏谋的墓，从墓中盗走琥珀朝珠。他还在庙头岭盗过民国时期广西财政厅厅长的墓，因该墓为水泥结构，打不开，故没盗成。据廖交待，此次盗墓，拉出来的是干尸，拉出  来后就膨胀，10多分钟后又消下去。

    经观察，尸体的脚是开放性小脚（即曾经裹过脚），头上有光片（生前头上经常帖东西而留下），又有玉镯、耳环。尸体被送到医院，几天后去问，院方说乳房、阴道都萎缩了，小肠下垂。当初，下垂的小肠被误当男性生殖器，后确认为女性小肠下垂并外露。尸体可能保存在医专（即今桂林医学院）解剖室。可以肯定，这具尸体就是岑毓英的元配夫人江氏。

    说来真巧，刘荣华老人也知道岑毓英墓被盗的事，但说法并不一样。他是这样告诉赵平先生的——

    “文革”期间，桂林市无线电一厂有一个人赌钱输了，突然抛出一个几钱重的大金戒指。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工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戒指呢？大家好生奇怪。经有关部门盘问，他终于坦白说他参与盗挖岑毓英墓。他们几个人看中了尧山一字岭上的岑毓英墓，认为岑是个大官僚，墓里一定有财宝，金银玉器齐全。挖开墓后，见到完整的棺木，揭不开，就用斧头猛砍，将尸体的双脚拖住，拉了出来。他们发现尸体上有扳指（原为古人射箭时戴在拇指上的玉石指环，后用作装饰品）、戒指，还有白布，扯都扯不烂，大家就把它分了。

    关于这次盗墓，还有一种说法，是桂林市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唐奇麟先生在与赵平先生的一次闲谈中提到的——

    有一天清早，桂林地区林科所（今桂林市林科所）的工人到尧山一字岭的松树林去除草，发现岑毓英夫妇墓被盗，还没有作处理，他们就把尸体从棺材里拖了出来，发现了金银玉器，还有金钗、吊牌、耳环、戒指、玉坠，他们就把这些东西交到林科所办公室，林科所办公室又交给地区文化局社文科。桂林地市合并后，社文科就把这些东西交给博物馆。

    盗墓本身是神秘的，各种版本的说法使之神秘而又更加神秘。随着当事人的故去，某些细节或许将永远成为秘密。

    岑毓英墓再次被盗，时在2007年。这一年，岑毓英的曾孙岑立庆回桂林省亲，他听说曾祖父的墓又被盗了，便打电话告诉我。6月22日，我驱车和他上山查看。在现场发现，盗墓者大概知道墓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并没有撬墓，而是想盗窃那些石作。但因太重，没法偷走。被掀翻的两个石翁仲（文武各一）及用来抬石人的木杠、绳索也丢弃在那里，一片狼藉。

    回来后我向文管部门报告此事，他们说已经接到报告，并已请公安部门介入。公安部门派人去守候过，但盗墓贼再没出现，也就没有抓到。

事后我从桂林市叠彩区大河乡中村村民那里得知，盗墓案发生后，该村30多位村民到坟墓附近蹲守了两晚，没有见到盗贼的踪影。

贼没抓到，文管部门把被掀翻了的石人重新立起来，墓园又恢复了往时的宁静。

 

    2009年2月24日，我再次去墓地，试图阅读碑文。到了墓地，发现岑毓英墓又一次被挖，墓碑被撬翻在地，断成两截。墓碑两边围砌的料石，随之散落一地。从墓碑处往里，被掏空了约1米深。大概盗墓人发现墓里没有什么东西，就住手了。旁边的岑毓英原配夫人墓没有被挖。

 

    下山后，我立即向桂林市文物队和墓主家属报告。很快，市文物队便派人割了墓园里的杂草，并决定尽快修墓。

 

 

 

    “文革”前，桂林市有45个文物保护单位，陈宏谋、岑毓英等当时属于反面人物，其有关文物不能列为文保单位。“文革”结束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赵平这位党外人士当上了市文物队队长。

    根据变化了的形势的需要，市文物队开展了文物普查工作。1981年，普查工作从阳朔县开始，1983年扩大到市区，岑毓英墓被纳入保护对象。

    1984年10月8日，桂林市人民政府公布[1984]88号《关于公布桂林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保护范围的通知》，将岑毓英墓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2月30日，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墓前立了文物标志碑。碑的背面墓的简介和保护范围，即以墓外围以内作为　　　　　　绝对保护范围，不准污损、破坏其中的石件；将墓围至山麓南北各25米以内作为控建地带，不准进行任何建筑、埋葬其他坟墓、开荒耕种。

    岑毓英墓被列为文保单位后，文物部门对其进行了修缮。1985年4月，首先迁出了附近群众安葬在墓园里的70多座坟。接着整修墓园，扶正石作仪仗，清理墓冢浮土，复原墓冢围石和封土，复原“扶手”料石。

    长期以来，岑氏后人因“出身不好”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他们或低头做人，或隐瞒身份，不敢向外界透露祖先的情况，填表时不敢填为壮族。修缮岑毓英墓的消息在《桂林日报》上刊出后，他们欣喜若狂，时任桂林内燃机配件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岑立恩先生（岑毓英曾孙）给市文管会写了这样一封信：

　　　　　　　

　　　　　　　　　　　　

    桂林市文管会：

 

    从这一封信可以看出，因祖先“历史问题”而长期积郁的岑氏后人，这时确实喜出望外。屡遭劫难的祖坟得到维修，他们流露出由衷的谢意。

    1989年4月8日（夏历三月初三日）来自北京、上海、西安、合肥及广西西林、凌云、德保、隆林、田东、南宁、柳州、百色、贺县（今贺州市）和家居桂林的岑氏族人72人聚集桂林尧山岑毓英墓前，举行纪念岑襄勤公百年冥诞谒陵活动。活动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桂林市政协、桂林市文物工作队、西林县政协的支持和帮助。西林县县志办公室岑崇业先生（后为自治区政协委员）为此次活动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参加这次谒陵祭祀活动的岑氏族人有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岑范（原名岑立范）、西北电力管理局总调度所总工程师岑立庆、退休教授岑惠心（著名诗人张报^[22]的夫人）等。岑立庆以嫡曾孙身份担任主祭，宣读祭文。这次谒陵活动，是该墓修建以来最隆重的一次。

    2007年，该墓受到人为破坏和风雨侵蚀后，桂林市文物工作队又一次进行了维修。这次维修，主要是人工清理墓园内的杂草和灌木，用葫芦吊复原倒仆的石作，用环氧树脂等粘合断裂的石人和祭亭石梁，加固墓园的挡土墙。维修后，整个墓地焕然一新。

    几番风雨，岑毓英的功过得到重新评价；历经劫波，岑毓英的坟墓得以重见天日。星移斗转，光阴飞逝，百余年来刻录在这座墓里的历史，令人回味无穷。